采访者:今天能采访你们几位,非常高兴,你们是陕西现在仅有的几家辛亥革命二代,尤其你们兄弟姐妹多人能齐聚西安高家大院接受我们的采访,确属不易。陕西辛亥革命后裔联谊会为了给辛亥革命110周年献礼,计划编纂一部《陕西辛亥革命后裔口述史》,今天的座谈采访就是给这部书做准备。高又明先生是早期同盟会党人,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被誉为“西北军火第一人”,请介绍一下高老先生!
高启纶:我首先谈谈,我们的父亲高明德,字又明,后以字行世,晚年号师佛子。188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八)生于陕西泾阳县王桥镇高家堡村。我祖父高一龙,以农为业在乡间兼行医,常行侠仗义,因邻里债务事打抱不平得罪某豪绅而出走。身为长子,父亲12岁起担起生活重担,到本县桥底镇柏家村给柏森当书僮,给10岁小主人柏筱余伴读。后来他们一起在三原宏道学院读书,接触到当时的进步思想,所以有了强烈的反清意识,更喜欢结交进步人士。1903年时,他为柏家商务事情赴四川,结识了进步青年熊克武,但懋辛等。并且与陕西同乡井勿幕相识,极其相近的少年求学经历和志同道合的志向,使得他们二人相互敬慕,共同寻求富国强民之道,约定井去日本留学,求救国之道;父亲返回陕西联系志士同仁,以便伺机而动。
1905年冬,井勿幕衔孙中山之命由由日本回陕,组建陕西同盟会。父亲由井勿幕介绍首批加入同盟会。
1906年,井勿幕和父亲等筹划在三原北极宫柏筱余家的宅院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身体力行积极支持井勿幕联合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正确主张。介绍会党首领吴虚白与井结识,井勿幕、郭希仁、高又明与吴虚白在一起多次讨论,使井坚定了信念,毅然决然与会党联络。在1908冬召开的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大会上,终于通过了联合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使陕西的反清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
高又明在此期间负责管理“柏氏花园”的革命工作。柏氏花园。是同盟会员柏筱余家的花园。里面草木茂盛,四季花香,环境幽雅。这里是西安去渭北必经之地,交通方便。是私人园宅,管理严密,外人是不能随便入内的,因此,成为同盟会在渭北秘密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同盟会许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
1908年,井勿幕、高又明等在大雁塔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同盟会纲领,为加强反清联盟表示反满决心,筹划议定重阳节祭扫黄帝陵的活动,会上决定让郭希仁、张翊初起草祭黄帝陵文告。他们并于重阳节抵达黄陵,共二十余人祭黄陵。明确提出了“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等政治主张。
1909年(宣统元年) 父亲介绍了柏筱余、吴希真诸人加入同盟会。并与柏筱余、纪时若等人在三原创办“勤公社”。
1910年(宣统二年) 春,筹备召集“柏氏花园”会议。井勿幕返陕主持会议,讨论陕西反清斗争方略,拟订计划和章程。该会议是奠定陕西辛亥革命基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父亲负责购买武器及印刷宣传品、器材等方面的任务。
上海同盟会派精通制造炸药、炸弹的革命党人温自强来陕传授技术,他随温潜入上海学习制造炸药、炸弹。回陕以后父亲在淳化县通润沟设厂制造炸弹、武器,为筹备起义创造条件。后来又随熊克武到上海继续研习无烟火药和炸药等制造技术。为制造和筹集军火,父亲多次往返于陕西、汉口、上海等地。与宋教仁、于右任、陈英士、谭人凤诸先生频繁来往。并多次谒见孙中山先生。因陕西位于西北,军火无法运入,这是起义的首要问题,孙中山对他委以制造军火的重任,亲书“博爱”条幅相赠。
1911年,父亲高又明与柏筱余、王吾尘及王麟编束装东行,抵洛阳,定购武器运陕西。西安起义时,这批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22日,西安起义成功,成立陕西军政府。父亲出任军政府军械官,负责筹备军械,制造地雷、炸药、抢械,组建炸弹队,奔走于东、西战场,保证了民军的武器供给。他还发明制造了一种“麻辫子”炸弹,象链球一样扔的很远,威镇清军。为保卫新生政权,贡献颇多,被誉为陕西革命军中军火制造之首倡者。
同盟会人反袁二次革命时,宋元恺奉孙中山命由日返陕活动,在西安组织乐群学社,系中华革命党秘密机关,父亲高又明积极参与其中。
靖国军时期,父亲任陕西靖国军右翼军胡景翼部军械处长。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他又先后担任总司令部军械处处长兼第四路军军械处处长等职。
胡景翼率国民二军督军河南时,父亲担任任兵工局、火药局、铸造局三局局长,总理统筹军火军需。并参与1924年胡景翼、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
高菊英:我谈一下历史上及现在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及文献对父亲的评价。由于父亲对革命的贡献,1944年由王陆一主编的《西北革命史征》人物纪传中对他中肯的评价道:“高明德,……性沉静,有巧思。因井勿幕入同盟会,并介绍柏筱余、吴希真诸人加入革命团体。以西北军火无来源,函商沪总会派技士温自强来陕,从温学制炸弹,又随熊克武至沪,专习制造无烟火药及炸药等。辛亥西安反正,任军政府军械官,就地取材,制造地雷炸弹,东西战场,均资其力。陕党人以制造军火名者,又明实首倡之。”
辛亥革命研究专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应超在2009年出版的《高又明先生纪念集》序言中也写到:
“当时年仅19岁的高又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信仰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论,成为井勿幕亲自介绍的首批同盟会会员,是策动、组织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骨干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又明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应是为革命党人制造军火。西安起义成功,先生任军政府军械官。六十年前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人物纪传》中评价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中肯地写道:“陕党人以制造军火名者,又明实首倡之”。孙中山先生为又明先生题写“博爱”大字以示嘉勉,章太炎、于右任、胡景翼等著名辛亥革命志士均有墨宝相赠,足以证明先生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功绩”.
“古人有言: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又明先生的事迹,本书中有详实的记述。综观先生的一生,堪称做到了三不朽,仅举数例: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京政变,东奔西走,反抗清王朝和北洋军阀;中年与友人集资创办工厂、百货公司、影院,力图发展民族工、商、文化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帮助参加抗日救亡的中共党员,捐资支持创办进步刊物,资助靖国军烈士之子完成学业,为社会培养人才;晚年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多难之秋,仍以国事为重,约陕西的老同盟会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先生爱好收藏,一些流失在民间的珍贵文物,因先生得以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遗孀张彩珍女士先后两次向国家捐献明朝龙泉高足碗、傅山草书立轴等珍贵文物多件。这些活动,多方面体现了又明先生为救国救民,不畏艰险,舍小我而利天下的高尚情操,可谓立德、立功。先生撰写了《如是我见我知录》、《柏筱余先生纪念碑》等著述,为世人了解和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及会党的反清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亲身经历史料,可谓立言。又明先生在其著作中,总是不忘别人的功劳,对自己的业绩,常是一笔带过,尤为难能可贵。人生在世,能做到一个不朽尚且不易,先生三者兼备,怎能不令人敬仰!”
采访人:谈的很好,我们知道高先生到了中年,开始实业救国,在陕西发展民族工商业、文化事业,成绩蜚然,为西安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请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高启纶:好的。我受父亲这方面的影响很深,谈谈这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4月10日胡景翼将军病逝,革命形势突然改变,急转直下,1926年国民二军兵败河南。父亲高又明由豫到北京,一面考察全国革命形势。一面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文物。
1930年,父亲回到西安,秉承孙中山先生旨意“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商务凋敝,民不聊生,唯一挽救的方法是开办实业”。开始发展民族工业、商业、文化事业,致力实业救国,投资房地产,创办“广济大药房”。 与友人窦荫三、寇遐、南汉宸、杜斌丞、韩望尘等人集资创办西安集成三酸厂、西安阿房宫电影院、西京国货公司等。与友人发起创办“西北饭店”,并在经营最困难时出任总经理,使经营走上正轨。
张中平先生在他所著的《西风烈焰》一书中写到:“1930年,为助杨虎城主陕需设招待所联络各方,张(德枢)即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今华侨商店处,创办了西北饭店,诚请为创建共和一起并肩战斗近二十年的老友高又明为总经理,西北饭店遂成三四十年代西安档次最高的大酒店”。陕西师范大学史红帅老师在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查档,高又明先生为西北饭店发起人之一。在档案中组建西北饭店的文件中他们写道:“西北宝藏丰富,地广人稀,赤俄为邻,时启窥伺。关心国是者,无不以开发西北为当务之急,而开发西北,必自开发陕西始,开发陕西尤必自开发西安始。”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
西安市文史馆馆员朱文杰先生在他的“香米园”一文中写到:““九一八"事变后,高(又明)先生深感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这也是抵抗外来侵略的物质基础。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高先生与陕西几位商界人物,先后集资创办了集成三酸厂、西安阿房宫电影院、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这些企业以后都成为了西安近代工商业的中流砥柱,为西安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写的《〈西京市工业调查〉知,西安集成三酸厂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2),当时以窦萌三、张希仲、高又明、叶禹旬(又作玉田)为董事,主持日常业务。同时又选出了李霞若、孙善初为监察人,任命张希仲为经理,叶禹旬为副理。厂址则设在西安城内西部的香米园55号院内,面积约2400平方米。起初资金仅三千五百元,几年后既增至十二万余元,可见他们的善于经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由于制酸时的污染,三酸厂被停业转产,以后的石油化工厂及化工研究所使用的既其旧址。”
文化学者、文史专家宗鸣安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秦商入川记》写到“清末民初,有一位泾阳人叫高又明,他经商办实业既有成绩,同时思想也颇为进步,与于右任、胡笠僧等一道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又与友人一起创办了西安集成三酸厂、阿房宫电影院、西京国货公司等。晚年还撰写了辛亥革命的见闻录--《如是我见我知录》,为陕西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高又明先生在陕西工商界是一位成绩卓越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秉承了秦商以及泾三原地区文化传承的人。……除去高又明先生的革命历程不提,仅就其研读经典,创业经商的成绩来说,称其为儒雅的秦商亦是名副其实。”
他还在《章太炎书赠高又明对联赏析》中写到:“了解了高又明先生的经历,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章太炎先生下联文字是有所指的。既将早年从戎参加革命,后又投身商界成绩蜚然的高先生比作当年功成身退,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范蠡,评价自然不低。”
父亲为陕西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企业大多数至今仍然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采访者:据我们所知高先生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精于鉴赏的收藏家,由于他的收藏使一些珍贵文物和辛亥革命资料得以保存,晚年还写了不少辛亥革命回忆录,你们弟兄挖掘整理父亲资料也做了不少工作,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高启纶: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文革的劫难,使得父亲收集的辛亥史料,文物等几乎都散失殆尽。只有个别的得以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这些我们都进行了挖掘整理,在网站及书籍报刊中予以发表与社会共享。
孙中山先生写给我父亲的“博爱”横幅,1960年从我家征集在新修整好的南城门楼上,和其他辛亥革命文物一起公开展览。
现在我们家保存仅有的一些于右任赠我父亲的墨迹多幅,张太炎赠我父亲的对联多幅,胡景翼、张寒杉、李墀、姚文青、封至模、田亚民等赠我父亲的墨迹。
有一张照片,经历颇为奇特,就是由高又明题字收藏、李元鼎为遗照题诗、晁暁愚赋辞邮寄,于右任背面题注,移交党史馆珍藏,辗转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井勿幕先生遗照。照片中井君勿幕英俊豪爽,身着中式对襟服饰。这张珍贵的遗照是井勿幕先生的侄孙女井亚莉女士于2010年9月30日,在台湾党史馆查档发现的。
我父亲珍藏的有一幅井勿幕先生墨迹立轴。勿幕先生投身革命,戎马生涯,英年牺牲,所留文墨极少。此墨迹弥显珍贵。上边题签书:井上将勿幕先生草书李因笃诗 又明先生珍藏 周伯敏敬题 ?三十七年 元月 周伯敏印(白)。已由我们提供照片给井家后人,在他们1910年出版《辛亥先烈井勿幕先生遗作及纪念文选》中录入。
高启维:我也谈些。1911年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罗宏才在 《陕西书画交易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写到“高又明——目前所知陕西最早参与艺术品拍卖活动的代表人物。
1944年4月26日《张溥泉日记》写到:“……与周伯敏到高又明家,观其所藏傅青主条幅画轴,满纸烟云,堪称佳制。另有青主山水一副,稍逊。焦源溥书手卷一轴,亦佳……”。
我们至今保存有父亲在1928年北京幸福拍卖行拍卖图单,右侧题识: “钱稼轩山水册,绢本。有乾隆印玺。购于北平和硕郑亲王府。十七年冬月朔师佛子志。”父亲于拍卖图单左侧题识:“王侯式微,其窘状尤倍于常人也!”
高又明收集的辛亥史料,文物等后来高家通过其妻张彩珍捐给了国家。先后两次向陕西省博物馆捐献明朝龙泉高足碗、傅山草书立轴等珍贵文物多件。
2009年4月陕西省博物馆举办庆祖国六十华诞书法展览,作为2009年"西安碑林 书法中国"主题活动年的首推展览。展品为馆藏多年珍品,其中有张彩珍女士捐赠高又明收藏的作品"傅山草书立幅"。
我父亲保存下来的最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料是他手书保留下来了《祭黄帝陵文》文稿。
1908年(民元前四年),陕西的同盟会与各会党在初步综合统一后,井勿幕、高又明、吴虚白、李仲特等人在西安大雁塔寺召开了一次秘密联合会议,为了表示反满决心、加强巩固反清联盟的基础,决定农历九月重阳日共同去祭奠黄帝陵墓,会议推举郭希仁、张翊初(赞元)起草祭黄帝陵文告,并决议废除清朝纪年,改用黄帝纪年。
农历九月重阳节前,各地陆续到达的有二十余位同志举行了庄重、有声有色的活动仪式。
重阳节秘密祭黄陵是陕西的同盟会与各会党初步综合统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重要联合行动,这次活动在政治主张上明确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政体”,体现了同盟会的宗旨。这次活动激发了大家的革命意志,加强了感情交流,加强巩固了反清联盟的基础。
当年祭黄帝陵时,高又明冒着风险把祭黄帝陵文告抄录下来,日后保存在三原县寓所的书箧中。1948年左右写作《如是我见我知录》时,费尽周折,找了出来,附录于该文中,1949年全文采录于《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广泛流传于世,但多未注明出处。手稿原件现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文联王民权先生在《《如是我见我知录》芻议》中写到:“《如是》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祭黄帝陵文》。祭黄帝陵是陕西辛亥革命前极其重要的活动之一,是陕西各种革命力量的一次聚首、检阅和再发动,史学界对其一直评价极高,其祭陵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承载的内容,也一向为人所关注。但是,有关这次活动的直接文字,就是这篇情真意切、文采斐然的祭文,而这恰是友明先生的《如是》贡献出来的。没有又明先生,没有又明先生这篇回忆录,这个活动,恐怕很难会被载入史册,即使载入恐怕也只是三言两语,缺乏质感。现在许多著作所引祭黄陵的文字,用的都是这个文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采访者:关于赴黄帝陵祭祀问题,高又明先生的贡献永载史册,但是时间问题,小有争议,你们认为是1908年。
高启维:关于时间问题,父亲高又明在《如是我见我知录》中两次明确写道,祭黄帝陵乃是“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高又明是策划亲历者,他所披露的是第一手资料,在后来的很多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中都明确的记录为1908年重阳节。究竟以那个时间为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确让辛亥革命研究者们头疼。认为是1907年的观点,一是根据祭文的开首“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五年九月重阳日”而推断为1907年,二是近来根据井晓天对其叔祖井勿幕年鉴的研究,认为井勿幕1908年在日本未回国。
祭黄帝陵时间这个学术问题能引起争论是很好的事情,说明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重视,不影响陕西辛亥革命的研究,更不能抹杀我父亲保存这个《祭黄帝陵誓墓文》的重要贡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时间的推移,能够有更多的佐证资料出现。
采访者:辛亥专家张应超多次说过,辛亥革命亲历者留下文字资料的人不多,而高老先生有不少资料留世,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高启宏:父亲晚年,写了一些所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是很难能可贵的,在《如是我见我知录》前言中,他写道“缘昔年参加其事之同人,多数逝世,知其事者,今无几人矣。以久不执笔之,余又少暇时,实无从写起,兼之事逾数十年矣,所有关系文件及年月时日,均须检查寻觅,均大难事也!彼辑稿委员会来函责余以大义,曰:为昔日亡友同志计,为革命史征计,必须分神写出。以此,余不揣冒昧,尽所见所知彼时情况,简陋叙出如后。”父亲高又明留著于世的能见到的有三篇文章及一些零星资料,1944年写的《高季维传略》,1946写的《泾阳柏筱馀先生纪念碑》。1948年左右写的《如是我见我知录》回忆录。
高又明撰于1944年的《高季维传略》。《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先烈纪传以“高铭新”辑要採入。于1960年前后在《泾阳文史资料》、《泾阳史话》上又加标题全文发表。文章详写了辛亥先烈高季维的事迹,尤其是靖国军大战陈树藩于乾县的战役等。
《泾阳柏筱馀先生纪念碑》为高又明亲撰并亲书刻碑,立于柏筱馀先生陵墓之侧,是父亲民国三十五(1946)年为安葬和纪念柏筱馀先生所写。碑文被收入《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第164页)等史籍。文章详写了辛亥先贤柏筱馀的事迹,还写到了不少辛亥革命史实,尤其是“柏氏花园会议”的经过。文后附录有于右任来信及《泾原故旧记》序及柏君之记述。
这两篇文章使后世人得以详细地了解柏筱余、高季维两位先生的感人革命事迹和西北辛亥革命的一些历史史实,值得指出的是,至今对柏筱余、高季维两位先生的研究,还没有超出这两篇文章的范畴。
《如是我见我知录》,是高又明晚年撰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录,1948年成稿。在这类资料少之有少的今天,是研究同盟会在陕西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为了留下当年辛亥革命的资料,辛劳的写作过程。成为《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的重要篇目。有别于其它回忆录父亲详细介绍了当时的社会形态,西安市文联王民权先生在博客“介然斋”,《“慕亲会”献疑》中写到:“其对晚清秘密会社稔熟之程度,让人惊异不值,其所提供之《祭黄帝陵文》秘本,更是弥足珍贵”。
南京师范大学王宁女士在《回忆录中的陕西光复-对现存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写到:“文章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主要是明亡清主,二百六十年间,民族思想的扼杀与传承以及反满复明活动。此外,重点记述了陕西同盟会的创立、组织经过及活动。其中包括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井勿幕三次返陕时间及活动、与会党的联络、反清力量形成大联合,誓师黄帝陵,柏氏花园活动片断”。“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对于“哥老会”、“慕亲会”的发展源流、活动区域、赏罚方式、联络密语等做了记载,是研究陕西会党的重要资料,对于了解民间秘密会社大有帮助,这是其他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内容”。
王民权先生又在《《如是我见我知录》芻议》中写到:“毋庸赘言,《如是我见我知录》(以下简称《如是》),无疑是研究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献,”“其史料价值是很明显的。这从《西北革命史征稿》的《辛亥革命纪事》部分后来对其多所采撷,其所叙勿幕先生经其中介得与慕亲会吴虚白认识的经过,及其所叙重阳节恭祭黄陵一节和所录《祭黄帝陵文》之被直接移入,已经足够清晰的体现出来,置乎陕西辛亥革命的地位与贡献重新受到重视,但是关于这场革命的直接材料又少而又少的今天,更其显得弥足珍贵。
......
以上几个方面,无论何者都可以看到《如是》的分量所在,而其集合一起,其分量更是自不待言。因此概括地说,其作者本人,有识之人固当尊之敬之,而其著作本身,有识之人亦当宝之爱之也”。可见,父亲对中华文化事业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启宏:我再谈一些我们挖掘整理父亲资料的工作。父亲一生的事功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他们为民族的复兴,祖国的强盛,不怕牺牲,努力奋进的事迹散见于各种零星资料之中,作为父亲的传承,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做了一些收集挖掘工作,然时间久远,资料难觅,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1999年我们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唯一个人纪念辛亥革命的网站《高又明先生纪念网》,并在2009年扩大改名为《西北辛亥革命纪念网》,收集宣传辛亥革命各种资料,影响较大,并帮助象王光达等辛亥后裔联系上了亲人。在前期收集《高又明资料汇编》及建立“高又明纪念网”的基础上,我们于2009年5月终于出版了《高又明先生纪念集》。这本书中的资料反映了先父历经清末、中华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的主要事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奋力崛起,推动民主革命進程的历史潮流。书中除有关历史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文章外,其子侄后辈亦以至深的缅怀之情撰文。书中对高又明的著述做了断句、注释和诠解,对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梳理和综述。书中收录的伟人、大师之真迹遗墨、历史资料和文献照片尤為珍贵,有些是第一次面世,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面貌。对先父生活的人文环境、故里故居、墓园等亦做了简略的全方位扫描。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值高又明先生逝世60周年,此书适可为此作为缅怀纪念,2011年编辑出版了《辛亥百年书画集》以书画的形式把一些珍贵的辛亥文物彰显于世。,2012年编注《西北革命史征》(第一册),使得1944年出版的这一珍贵史料能有更多的人和辛亥革命的研究者看到。我们并有多篇各种纪念辛亥的文章在各种报刊发表。
辛亥革命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此进行了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活动。
我们出版的书籍在美国、日本、瑞典等国的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收藏,得到了他们的好评,纷纷给我们颁发收藏证书。国内包括港、澳、台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更是如此。
我们通过老朋友赵善燦先生将《高又明先生纪念集》送给当时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先生,马先生囑总统府办公室写了謝函申謝,希望紀念集正式列入国民党辛亥革命的史冊中。另外还转赠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一級上將、新党党主席郁慕明先生等,得到了他们的致谢。
我们多年来还联系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学者、辛亥后裔共同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2006年录制了辛亥研究专家张应超访谈录。
我们在多年的辛亥革命史挖掘中,感到第一手资料和其他资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高又明做为亲历者的文章是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如《西北革命史征稿》(1948年)是出版较早,得到国共两党认可的权威性史料。后来出版的一些如《辛亥革命在陕西》(1986年)。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阶级斗争的色彩,其材料仍然来自前者,前者是原始出处,在研究和引用时需加以区分。
采访者:高先生治家有方,对子女要求严格,请问,你们高家的家风家训有哪些?
高葆英:我年龄大一些,说说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父亲对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以及他做人做事严谨的态度,影响了我们高家的几代人,以至于高氏后人在坎坷的道路上勇于攀登,不懈努力。大家比学习、比贡献,从不攀比奢侈的生活。家风家训方面用父亲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这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最低要要求,却是一个最伟大的最高要求,试想一下,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那就是一个多么稳定、和谐、发达的社会啊!
父亲时这样要求的,也是一生这样身体力行的。前面父亲一生的功绩和成就已说明了这些,我再谈谈父亲在生活以及子女教育方面。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有着高挺的体形,清瘦的面庞,高高的鼻梁,短短的胡须,留着寸头,身着长袍或便衣便裤。目光炯炯有神,总透着和蔼,慈祥,宽厚乐观的光彩。他举止稳健,谈吐从容,风雅。
父亲自小对父母非常孝顺,他对奶奶从来是毕恭毕敬。他很小就担起家庭重担,赡养母亲,抚育两个小弟、小妹高春娃。
父亲很喜欢小孩,重视孩子教育,无微不至的关切子女后辈的成长进步,他认为:“……缘每一个小孩子,之将来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与坏分子,全赖幼时家庭教养习惯及受到学校教育如何”。他要求我们做有志气的人,做诚实的人,刻苦学习,文明礼貌,谦虚和气。甚至从细微处着眼,教我们如何说话,如何坐立,如何走路,如何吃饭,如何接待客人……?常说,“艺不压身”,鼓励大家多方面学本领,学技术,学乐器,学打球…… 还多次带我和弟妹去明星电影院看电影《出水芙蓉》、《猿人泰山》等,让我们长见识,了解外面世界。
然而,他最注重的还是“立志”的教育,要我们立远大的志向,为社会做贡献。有时他会召集全家人及子侄后辈讲“家史”。对于儿时受苦讨饭的经历从不忌讳,他说,我们祖辈要过饭!说穷不可怕,穷可以磨练人,中外多少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出身很穷,关键是要人穷志不穷,要热爱我们祖国,立鸿鹄之志,自强不息,不怕吃苦,立志读书,立志做人,“居处恭、对友忠、执事敬”。多学本事,立志为社会谋福祉。这些在宋伯鲁先生为我祖母写的《高母王孺人墓誌铭》中有栩栩如生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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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多次教育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他总是强调做人要“诚实”才会有信誉。他言传身教,甚至用他本人的经历教育青年人。至今在泾阳泾干中学,还流传着校长刘振支讲的故事,他说他最近去西安拜会了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陕西先驱者之一的高又明老先生,高先生讲了一个故事。高先生年幼在柏家作书童时,爱读书写大字,一次他写一个字时多写了一笔,当时的教师指出这字写错了!年幼的高先生却说我想写的是另外一个字。这时,教师生气的指出,这叫错上加错!错了还找理由遮掩就是大错!高先生说这事让他记了一辈子,“诚实”就成了高先生的座右铭。
这里我讲一个父亲宽容待人的事情,我的弟弟—权生出生是父亲的第二个男孩,在我的记忆中,大弟弟长得很体面,可爱。但不幸在他二岁多时,我的乳母将我们领回她们所在的农村,染上了红白痢疾,乳母不敢及时告知父母从而延误了治疗在农村死亡,此时不得不告知我的父母并将我连夜送回西安。我记得,一进门就蹲着拉开痢疾,这才又是灌肠,又是服药总算救下我的一条小命。
后来,管家车振祺领着我去报名上小学时对我说:你真是命大,可惜你大弟弟了。你伯(孩子们都这样叫父亲)真是个了不起的人,遇到了这么大的事,老年丧子之痛啊,还对我们说:孩子已经没了,大家都很难过,也不必和她们过不去,为难人家,你伯仍然善待你奶妈一家,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宽容,真是个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有修养的好人。
过了几天,我和父亲谈起此事,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娃啊!你知道什么叫有容乃大吗!世态纷繁,宽忍解难,处事做人,贵在和谦。宽以待人,多行方便。只有量大才能福大呀!
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做事的道理:如:
1、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人的一生要把精力用在主要事情上;
2、处理任何事情,都要理出个头绪来,抓住主要点,判定正确方向,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3、遇事不要着急,忙中易出错,要冷静,冷静才能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等等。
这些教诲使我终生难忘,我感觉自己一生能有些成就,得益于这些教诲非浅。
父亲在遗嘱中写道:“余之所希望者,承先启后,勿坠家声及子女之教育有所成就,既不负余之期望也!
……总说来,余期望各个儿女们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
今天我们姊妹五人,坐在这里,全部是事业有成,获得国家高级职称,家庭美满幸福,子孙孝顺,不能不说是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高家的家规家训的成功。
采访者:咱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感谢你们抽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你们所谈,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收获颇丰。
口述者:今天非常感谢你们,欢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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