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秀才到烈士
婆母的亲叔父王授金,因排行为四,我们晚辈称他“四外爷”。四外爷是陕西早期负有盛名的教育家、赤诚的爱国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同时,也是一个性情开朗、光明磊落,举止爽利、和蔼可亲的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四外爷出生于礼泉县城北关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王文炌(号介夫),是晚清时的举人,拣选知县,任同州府华州学正;辞归后,又任嵕南书院山长八年;他于社会公益事业,如筑城、修桥、督工以及筹赈等等,历来挺身不辞,任劳任怨。母亲吴氏,出身富门,在娘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知书达理,贤淑能干;于归王家后,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显示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外祖父吴馨斋,武庠生;舅父吴鲁瞻,进士即用知县;表兄吴堉,拔贡举人,同官训导谱生;表侄吴鸿儒,拔贡主事,均系官宦。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四外爷幼年从父读书,最初受到的是封建教育;及长,取得了秀才功名。但后来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感科举无用,决心学得一技之长,借以报效国家。于是,他先入三原宏道书院,继而又到上海中国公学学习,专攻理化。毕业后,遂在清末的陕西教育会工作。
那时候,他的父亲王文炌正在礼泉嵕南书院任山长,而咸阳天阁村的刘古愚先生也在泾阳主讲味经、崇实两书院,二人一向交谊甚笃,王文炌还将其子王授金托付给刘古愚亲授。因王文炌排行为六,刘古愚素称他为“六哥”,对其非常敬重。当时刘古愚已是闻名全国的维新派人士,社会上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1898年腊月,因“康党”所累,刘古愚被解除味经、崇实书院山长职务归里,王文炌便专去天阁村家中看望;两人见面,又一次敞开心扉,倾诉胸怀。随后,刘古愚给王文炌的信①中写道:
前惠临敝舍,蓬荜增重,而田野风味,一例淡薄,至今歉然。六哥不以为罪,而又辱以训诲,其爱弟何其深也,感铭奚似?至期弟以倡导关中,弟何人斯,能膺此任?惟忧国忧民,则今日儒者之责,弟固知兄之心必然如是,而亦不敢自居宽闲,谓世与我无涉也。
可见两人推襟送抱、志同道合之深。作为与礼泉北关王家有世交的刘古愚先生,也早看出王授金年轻有为、志向远大,对其尤为喜爱,后便择他作婿,将次女刘全珍许配给他。1900年,刘全珍即于归王授金。
1911年,王授金最早响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用他所学的化学知识,为革命军制造火药,同清军作战;后来还参加了陕西人民驱逐军阀陆建章的斗争。同年,他在家乡创办了私立健行小学,开礼泉教育之创举。
1912年,王授金担任陕西同州(今大荔县)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因不满省教育厅的一些措施而离职。1914年,担任陕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5年以后,先后在省立三中、一中和红十字女子职业学院担任理化专科教员。最近,意外地发现了友人张丙昌②写给他的一封书信:
授金长兄大鉴:
今送上大生胰子厂收股条一张,容后再凭以换股票。又找艮(通“银”——引者注)五钱,合钱(指现钱——引者注)一千二送上,请查收。再者,我厂入冬营业,刻已预备造洋烛为大宗;而仿造司替林硬性油,须用硫酸为主要。此物市上无有,拟借学校试验用造硫酸器,每日造数磅备用,所得甚多。尊校有无余用之件,或他校有多余者,能借用否,请示及为荷?
此请
学安!
弟张丙昌上言
十月二日
从信中可看出,王授金在化学方面造诣很深,也得到实业家对他的信赖和尊重。他当时不仅是西安有名的理化教员,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学生进步,在教职员和学生中享有崇高威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授金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西安的新文化宣传运动中。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时任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王授金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以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1920年8月27日孔子诞辰这天,郭希仁命令全部学生一律赴孔庙朝拜,但在王授金的领导下,女师全校师生拒绝参加。王授金亲自向师生发表演讲,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思想麻痹、毒害人民的用心,并将演讲稿在报上发表,以扩大影响。王授金遭到反动势力报复被解聘后,激怒了陕西整个教育界;后在北京《晨报》、《共进》半月刊和旅外学生以及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支持下,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郭希仁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下台。这便是由王授金掀起并领导的当时闻名全国的“评孔风潮”事件。
从新发现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给王授金的《正会员凭照》看,他是在民国九年(1920)五月十七日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的;至迟在民国十一年(1922),就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西安分会理事长。他组织过西安实业会,创办《陕西实业》、主办《教育旬刊》等杂志,并在杂志上发表《实业家言》、《美国石油大王洛克兰的历史》、《石碱的研究》、《铅粉工业的中国制造法》等许多政治、学术论文,在当时很有影响。他不但被学界聘为《学联旬刊》、《青年文学》等进步刊物的顾问,而且也成为五四运动后在陕西推行新教育的领袖。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王授金深刻了解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种种弊端,对文盲充斥社会的状况痛心疾首,决心从事教育改革。当上世纪二十年代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兴起后,他便成为一名积极分子。1920年,他担任了陕西平民教育协会和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董事,亲自拟定促进会的章程草案。1922年,又参加了蔡元培与陶行知、马寅初发起组织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西安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省内高小以上学校游行大会,他为大会拟定宣言,并在街头演讲,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平民教育运动。6月,受促进会委托,他去南京参加了中华平民教育组织会议。暑期,又应礼泉县教师夏季讲习会的邀请,作了《教育与环境》和《教育与读书》的演讲。同年,还与友人共同在西安创办了私立新民中学,并亲自担任校长。
王授金也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勇士。婆母给我回忆说,那时候,他首先从自己家里开始这场革命,要求王家的女子都不准缠脚,缠了的也必须放开。这当时在县上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议论说:“王家的女子个个大脚,以后看谁要呀!”他却说:“大脚灵便是天生,何必缠蕞受苦刑!”后来,他又亲自在县上倡导,组织了“天足会”,广泛宣传女子缠脚的种种害处和有一双天足的好处;并制作了“天足牌”,谁家的女子放了脚,就给谁家挂牌,以示表彰。这些做法很有效果,对全县妇女放脚起了很大作用。
他还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摒弃男尊女卑的旧习。他说,男孩子能顶门立户,女孩子学了本事,一样能顶门立户。在他的坚持下,王家的女孩子一个个都和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婆母说,那时他每次从西安写信回来,都要给家里大人叮咛,一定要叫她念书。
王授金在西安教书时,家里有个应门之童。这个孩子出身很苦,三岁离母,七岁丧父,由外祖母抚养至十二岁;经人介绍,先到北关王家的店铺当学徒,后来才到了王授金西安的家。初到时,目不识丁,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王授金很喜欢他,就给他起名“晁宏道”,并告诉他说:“你是无产阶级,好好读书学习,将来前途宏大,道路宽广!”在王授金的督促教育下,晁宏道后来有了很多学识,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送密信、递情报,成为王授金的好帮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王授金在西安结识了魏野畴、吕佑乾等共产党人,接受了党的革命影响,于是更积极地投身到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了响应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l925年2月,他和魏野畴、吕佑乾、雷晋笙等同志组织成立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他被公推为促成会各团体代表大会的永久主席。4月15日,他和魏野畴、吕佑乾、雷晋笙以及张含辉等同志,在西安莲花池广场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群众参加的隆重追悼孙中山大会,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致悼词,号召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同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等同志发起成立了陕西国民党党员聚乐部;9月,他与这些同志一起,在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安存真同志指导下,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并与刘含初、张含辉、杨明轩等九人担任了执行委员。11月,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他又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反动当局导演的国民代表会议的选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婆母曾给我讲过:“你四外爷在西安教书那阵儿,月收入是八十多块银元,家里人口也不多,按说全家生活费用是能够的。但你四外爷和你四姨妈、五姨妈那时都在西安闹革命,他们的同志和青年学生经常在家里开会,吃的和其他开支都是你四外爷管,因此入不敷出,月月亏空。咱礼泉家里,每月都要给西安送钱、送粮,你四外爷把这些钱粮都用在了革命上。”
l926年春,西安城被军阀刘镇华包围。在反围城斗争中,党内很多重要会议都是在九府街42号王授金家里召开的。王授金不但给同志们供饭吃,而且大力进行掩护。他经常将情报用药水写成密信,由晁宏道给魏野畴、赵葆华、黄平万、吴化之、刘含初、雷晋笙等共产党员送去,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和进攻,反围城斗争后期,城里的粮食发生极度困难。王授金看到在各中学任教的年轻党员,每日纯吃油渣,还积极开展市民运动,便将家中省吃俭用节余的四五百斤口粮,无偿地分给他们。后来,家里的粮食吃光了,他又花几十块大洋买了一头骡子,叫秋步月、陈嘉惠等同志给宰杀掉,掺些油渣之类的东西,让大家充饥。他对大家说:“城围再不解,要饿死的话,应先饿死我这岁数大的人,留下你们这些青年人,好继续做革命工作。”就这样,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严峻的革命斗争考验,这年7月,在紧张的反围城斗争中,经吴化之、吕佑乾介绍,王授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四岁了。
这年年底,省城解围后,为了执行党关于在各县建立和扩大组织的指示,王授金回到了家乡,收回自己创办的健行小学,亲自担任校董,并经西安党组织同意,请他在省立三中的学生、共产党员秋步月担任校长,以此校作为活动基地,秘密发展党员,成立中共礼泉支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月1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王授金与于右任、史可轩等先后任大会主席,又与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等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他还兼任了工商部部长。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陕甘区委2月25日成立,他和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等被选为区委委员。这年春天,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他遵照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为了利用合法身份加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党通过各种关系,安排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粮秣总监部副总监,他便积极筹办粮秣,支援国民革命军东征。6月1日至8日,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陕西省农民协会主席,领导全省农民运动迅速掀起高潮。13日,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左派于右任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的委员③。
婆母给我说:“那时候,你四外爷每次回到礼泉家里,精神都很饱满,给家里人不是宣传国共合作的好处,就是讲述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的光明前途,一家人都听得很受鼓舞。可是民国十六年七月间那次回来,他的情绪却和往常回来时大不一样,面容也有些消瘦。他悄声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下令清党,我在西安不能停咧,可能要去蓝田、华县一带,还想到南京找于右任先生,再出国去苏联。’然后就到县城罗家巷你姑婆家和南关你大姨妈家走了一圈,算是辞别,第二天便去了西安。从那次以后,你四外爷就再也没回来了。”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共合作遭到破坏,西安也很快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王授金被列入“清党”对象遭通缉,在西安无法立足,刚于7月11日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遂安排他秘密转移。于是,他便叫晁宏道雇了一辆轿车,他将自己男扮女装,扮成一老妪坐在车里,将晁宏道扮成吆车娃坐在车辕上,装做出城走亲戚的样子,才安全地混出了敌人看守严密的西安城,隐蔽到了蓝田县段孟博家中。初秋,省委又将他秘密派赴渭华地区的革命中心高塘镇,隐蔽在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刘景堂家中,帮助县委书记王林工作。当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华县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农民的活动,宣传武装斗争,大大加强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力量。
l928年初,高塘镇被敌人包围,省委为了王授金的安全,将他转移到洛南许权中旅中,随该旅党委书记高克林工作。5月中旬,许旅一部按照省委指示,开往高塘镇举行渭华暴动。王授金当时正患脚病,但他不畏山路艰险,随部队翻越秦岭来到高塘,参加领导了工农革命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工作。他四处奔波,到各村去演讲,鼓动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开展斗争。6月上旬,他又积极参与了成立渭华苏维埃的筹备工作。由于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形成敌强我弱的局面;6月20日,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渭华,敌人遂开始在渭华地区疯狂残杀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在此危急形势下,华县县委负责人便将王授金安排到南山脚下的共产党员刘勋先家中隐蔽。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这位身着长袍的儒雅老人才踱出土屋,在屋前的空地上走上几圈,举头望着微茫的河汉,吟几句稼轩词④。当他听说许多战友被敌人剜眼、割舌、剖腹、剥皮、剁脚的惨情时,愤怒地骂道:“这帮残无人性的东西,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人民会起来报仇雪恨的!”
后来,敌人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为了不连累刘勋先一家,王授金执意要离开渭华地区。同志们极力劝他再等几天,他却说:“我绝不在这儿待了,我要投入战斗,叫这帮家伙也不得好死!”于是,他便巧扮医生,动身去西安。不料,刚走过龙王庙,就被恶绅王佐⑤的清乡团挡住去路。敌人问:“你是干什么的?”“行医的。”他镇定地回答。这时,闻声从庙内赶出来的恶丁高辛生认出了他,要带他到团部去见王佐。他料定此去凶多吉少,便斩钉截铁地说:“走!我正想看看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当晚,王授金被拉到高塘镇,关进王佐的清乡团,受尽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他苏醒过来后,嘱咐同牢中没有暴露身份的年轻难友徐振夏⑥说:“在这种时候要经受得住考验,绝不能对敌人说真话!要坚强!无论遇到多大压力,也要拼命顶住!”
一天晚上,王授金又被敌人带去过堂。敌人问:“你躲在谁的家里?由谁和你联系?”他轻蔑地回答:“不知道!”敌人又问:“谁是你的同伙?”“不知道!”“不知道?给我打!”几个团丁扑上去,举起棍鞭,对他就是一阵猛打。
“你是产产客⑦吗?”
“是的,我是共产党员!”
“还有谁是共产党?”
“不知道!”
“你是哪里人?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咸阳人,来这儿消灭你们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绅!”王授金异常气愤地回答。
“老汉,你是读书人,一定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吧,是生是死,你自己掂量掂量。”
“落到你们手里,我根本没想过活着出去!要杀要砍,随便!”
“想死?没有那么容易!来人!”敌人狼嚎般地狂叫着。
一帮团丁便把早已准备好的辣椒水和烧红的烙铁拿上来,又是给他鼻孔灌辣椒水,又是在他周身烙。王授金被折磨了整整一夜,已经不省人事。
一连几个晚上,王授金都被这样拖出去过堂,双腿被压折,浑身血肉模糊,烧焦的皮肤发出阵阵恶臭。同牢的难友徐振夏伤心得直哭,他却笑着说:“这算不了什么,革命者从来不怕死。暴动失败了,不等于革命就失败了。这好像是人走路跌了一跤,受了点儿伤,爬起来拍拍土再继续走。我这一生快走完了,但是我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一切全靠你们年轻人。要记住,你们还年轻,只要能活下去,就要坚持斗争!不要为我伤心。”
8月初的一天晚上,天色阴沉,闷热异常。已经奄奄一息的王授金又一次被拖了出去。高辛生和几个刽子手装腔作势地问:“老汉,你都这把老骨头了,何必受这份儿洋罪。只要你肯与我们合作,保证不再让你吃苦,还可以保你回家去。你说,还有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县委在哪里?是谁带头烧了财东的房子?”
“不知道!”王授金拖着伤残的身躯,慢慢抬起头,用鄙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声音低沉却坚定有力,“对你们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能说什么正经话?我这把老骨头已经豁出去了,看你们还有啥能耐!”
“你这个老家伙,难道真的不想活了?”高辛生提高了嗓门威胁着。
“呸!你们这群恶魔!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想活着出去。今天我王授金死了,明天还会有成千上万个王授金站出来,他们会报仇雪恨的,你们的末日不远啦!”
在采取威胁欺骗的手段全部落空之后,王佐气急败坏,丧心病狂地下令清乡团匪徒把王授金拖到王家崖河滩,用乱刀砍死。这伙匪徒也知道王授金来头大,怕日后担责任,便将他的尸体推入深水之中,让激流冲走。
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王授金就这样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后来,徐振夏同志获得了自由。1929年初,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把他安插进民团。1930年,他升任团长之后,通过关系在县上买到了“先斩后奏”的执法权,首先亲自处决了杀害王授金烈士的刽子手高辛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那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而牺牲的仁人志士。1950年,人民政府追认王授金和他的女儿王观政为“革命烈士”,这已是四外爷牺牲后的第二十二年了。一天,礼泉县人民政府派人到家里来挂“革命烈属”的匾牌,当时家中只剩我年迈的妗妈、身有残疾的表哥和不识文墨的表嫂;还是我的公公去到家里,接待了县上的来人。来人告诉说:“当年屠杀王授金烈士的大刽子手王佐,解放后已被我人民政府枪决了!”看到烈士家中当时的凄凉景象,县上来的同志无不为之感慨。然而,四外爷如果地下有知,是会感到欣慰的,因为他所预料的无产阶级前途无量的事实终于实现了,他生前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已经胜利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渭华起义的先烈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的英名同人民共和国一起,会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四外爷的一生,是舍生忘死、勇于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当初虽然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但能顺应时代潮流,接受马列主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进而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正做到了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其无私无畏的革命风范,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作为王氏家族的一名成员、王授金烈士的亲属,在四外爷牺牲七十七周年之际,我写下此篇小文,以纪念这位从清末的秀才,到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最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老人。
二○○五年八月
——————
①《复王介夫学正书》,载刘古愚《烟霞草堂文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07页。
②张丙昌:字午中,陕西富平人。1906年4月赴日本留学,同年秋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毕业于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土木工学科。1918年编著《延长油矿沿革史》,由陕西教育图书社印刷发行,为较早一部全面介绍陕西延长油矿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在我国石油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1924年曾任礼泉县知事。
③见《咸阳市志(五)》,三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753页。
④见李镜著《农奴戟 英雄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章第八节。
⑤王佐:曾与王授金同窗,渭华起义时是华县高塘镇清乡团团长,血债累累,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⑥徐振夏:华县高塘镇人,曾参加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与王授金关在同一间牢房。1983年11月写有回忆录《王授金遇害前后》,刊《渭华起义英烈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⑦产产客:解放前敌人对共产党员的蔑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