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夕的陕西 第三节 同盟会在陕运动革命
我们常说的“革命”二字,其实得之偶然,然其意义非同一般。
1895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神户,在码头上,他看到日本报纸登有一条新闻,其标题赫然写着“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组织,并未冠以“革命”之名。这个标题立即引起了孙中山的思索。他饶有兴味地对身边同志说:“‘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孙中山公开打出了革命党大旗。
西北人士亲承孙中山先生面命,在西北运动革命出力最大、成绩卓著者,当属被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所器重,呼为“后起之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诚如《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中写的“自甲午、庚子两战役后,国人深知满清政府之腐败专制,不足代表国家与并世文明各国相颉颃。我总理孙中山先生乘时首出,创立同盟会于日本东京,号召同志,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于是贤哲宏识英锐有志之士,同受革命学说之洗礼,奔走联络,大事运动……而各省内地闻风兴起,作为事实之倡导预备者,更大有人,但因极端秘密,各就同志者或五七人,或十余人,自相联合,各为单位,……其在陕各地者,……凡百余人,或膺军队要职,或为林泉退吏,或在野名流,或承学士子,或任学堂教授;或联各地游侠,或密置武器,或广布新闻。其迹似各不相谋,其心则彼此互照。及井勿幕衔命归陕,统一组织,然后众流汇合,群情一致。而各地青年志士益复风起云从,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动。由是运动新军,结连会党,磅礴郁怒,磨砺以须矣。”
辛亥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在他的遗著《如是我见我知录》中也说:“北方民族兴复国土革命之思想,并非近年以来随他人应时而乱喊,其来源有自矣。虽然慷慨激愤,以国是为己任,大有人也,而少中心主旨统一的做法。在此彷徨之际,井勿幕先生从日本返国……”
井勿幕,蒲城县井家堰人,从小丧母,四岁时父亲亦病逝,勿幕遂由长他十岁的胞兄井岳秀抚养。十四岁时,因家中生意破产,征得兄长同意,赴四川重庆投靠父亲生前好友川东道台张铎。在重庆读书年余,结识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一批进步青年,听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反清组织“兴中会”,便不顾张铎劝阻,于1903年底冒险随众东渡日本。到日本后,他同熊克武、但懋辛一起进入东京大成中学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成为陕西最早且最年少的一个留日学生。
井勿幕虽年少,但却满腔澎湃着救国忧愤之情,他写了一副对联,“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挂于寝室壁间,以抒发对自己祖国前途的忧虑。他说:“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当轰轰烈烈,壮山河之色,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此后,他又结识了黄兴、吴玉章、秋瑾、景梅九等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蔡元培、徐锡麟、秋瑾、刘静庵等人,将原有的反清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联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井勿幕当即加入。他除继续大成中学的学业外,还一面学习制造炸弹,一面担任同盟会的文字宣传,因而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将勿幕呼为“后起之英”。
井勿幕几次找孙中山先生,要求回陕去组织同盟会,运动革命。孙中山先生说:“你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怎么能让你去办这么大的事呢?”勿幕诚恳地说:“我虽年少,但我的哥哥井岳秀在陕熟人很多,在西安和渭北都很有一些影响,我可以让我哥哥帮我联络各界人士。”孙中山先生正欲打开西北革命局面,见勿幕态度坚决,又有其兄长井岳秀为助,遂委井勿幕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回陕开展工作。这年冬,勿幕带着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以及孙中山先生写给勿幕胞兄井岳秀的亲笔信回到陕西。
当时的陕西“风气闭塞,交通阻梗”,“党禁方密,人皆危言危行”。井勿幕不惧艰险,在其胞兄井岳秀的协助下,奔走西安及渭北各地,秘密活动,费尽周折,在各地学堂并社会各阶层宣传和动员,数月之间,竟发展同盟会员及合作支持者三十多人。
1906年春,井勿幕在三原县城关帝庙后边的北极宫一宅院内,以诗文会友的名义,秘密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全体会员及合作支持者会议,成立了同盟会陕西省支部。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发展会员、建立活动据点、开展各项革命工作的方略。会上,井勿幕提出结连向有实力的“三合会”及各地刀侠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的重要意见,但当时与会者多系读书文人,看不到会党的反清力量,以会党人员行为不检,难与为伍而予反对。于是会议决定,为了安全、慎重,在吸收会员和推进会务方面,决定缜密缓进,且对介绍新同志入会,另订方法,“不致新会员一步踏进堂奥”,即不至于使新入会者一下子就知道会务的全部秘密。
同盟会陕西支部的成立,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活动的基础。从此,陕西的反清革命斗争,便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
会后,井勿幕立即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子良、王守身等人到陕北宜君、黄龙、耀县等县山区实地勘察,筹设同盟会活动的秘密据点,寻求革命活动经费补给之源。最后,他们选定在耀县境内的北庙湾山区创建畜牧场,在马栏山、黄龙山进行采矿炼铁。井勿幕指定邹子良、王守身等人分别负责,各司其职,并嘱咐他们一定要与一般工农民众加强联络。
在半年多时间艰难缜密的动员、组织实践中,井勿幕感到,如果能够得到同盟会东京总部陕籍会员团结一致的配合与支持,陕西支部的会务工作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1906年夏末,井勿幕离陕第二次赴日。他一方面去向东京总部汇报和请示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在东京的陕籍同盟会员尽快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配合陕西支部开展工作。临走,他把同盟会陕西支部的工作,交给当时深孚众望的李仲特、焦子静担负起来。
李仲特,名异材,陕西蒲城县东乡富原村人。李仲特长于数学和绘图,清末至民初使用的西安府县地图,就是李仲特绘制的。1906年,李仲特与胞弟李桐轩(即李良材)及两个侄儿李仪祉、李约祉经井勿幕、井岳秀介绍,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同焦子静、李桐轩等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为革命培养有志的青年骨干力量。
焦子静,原名焦冰,陕西富平人,其父为陕西按察使司驿传房负责人,焦子静于十三岁起,就到其父负责的驿传房学习吏事。他十八岁那年,秦晋两省驿站交接公文时发生重大失误,陕西巡抚怒而追查此事,驿传房诸人均不敢前往应对,焦挺身而出,去见巡抚。他仪态从容,不卑不亢,叙事清楚,对答如流。巡抚先是惊奇,转而对焦分外器重,从此,焦子静名闻省城,被正式任用为驿传房经承兼管三原驿站。井勿幕回国发展同盟会,焦子静立即加入,并积极组织和发展会员,成绩非常突出。
井勿幕第二次到了东京,此时在东京的陕西留学生已有五十多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有十余人,这些陕籍同盟会员,全部分散在四川、山西等省的同盟分会参加活动。陕西既无同盟会分会组织,就不能广为联络陕籍同志,更无法谈及壮大发展。
于是,井勿幕在向同盟会总部汇报并请示完陕西工作后,立即投入于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的创设筹备工作,以便尽快把在东京的陕籍同盟会员组织起来。
他与张季鸾、张赞元、赵世钰等人遍访本省留学生,展开串联宣传活动,并以同盟会章程为依据,拟订了陕西分会章程草案。经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这年秋,在山西同盟会员景梅九等人的支持帮助之下,成功地召开了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分会章程,推举出分会正副会长白秋陔和杨铭源,并确定了分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
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的成立,使留日的陕西同盟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与国内会员的革命活动相互呼应起来,积极地支援了国内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
1906年底,井勿幕由日回陕,他看到陕西同盟会在学界、军界、刀侠、会党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迅速发展,便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山西、河南、甘肃、四川各省,以联络各地同志,并于1907年2月,经四川转赴东南诸省,同黄兴、秋瑾、朱贵金等联络,密谋联合革命事宜。他看到黄兴等革命者联络三合会等民间组织的做法,觉得很值得借鉴,于是回到陕西之后就积极主动设法与陕西哥老会、刀客等反清民间会党相联络。这期间,经同盟会员高又明介绍,他结识了慕亲会首领吴虚白、唐和尚以及三合会首领洪宝臣,在一起初步商定了反清联盟事宜。
1907年秋,井勿幕在大雁塔召开陕西同盟会骨干会议,讨论贯彻同盟会纲领,加强革命宣传等问题。为了激发大家的民族精神,表达反清决心,会议决定于农历重阳节一起去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秘密祭扫黄帝陵,并推郭希仁、张赞元两人为祭陵起草祭文。
郭希仁,名忠清,陕西临潼县田市镇油坊郭村人,1902年冬考入陕西大学堂,因受梁启超言论影响,批评时政,第二年四月被学堂开除。1903年秋,二十三岁的郭希仁乡试中举,得陕西学政沈卫批准,免试入宏道高等学堂读书。1905年主讲于渭北学堂,即临潼县高等小学堂。时井勿幕回陕组织同盟会陕西支部,郭希仁虽没有入会,但却同情并热情支持,同盟会的许多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其中。
1907年春,二十七岁的郭希仁,得渭南知县张育生资助,同王敬如相约赴日考察七个月。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事、教育、工农业生产、交通及商业诸方面的成就深为赞许。在东京,他与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亦有较深接触。郭希仁后来在他的《从戎记略》一书中写道:“余之革命思想自丁未东游归而益笃。”他一回陕,即参加了井勿幕在大雁塔召开的贯彻同盟会纲领,加强革命宣传的会议,并同张赞元一起愉快接受了与会人员委托的为同盟会秘祭黄陵起草祭文的任务。
张赞元,字翊初,甘肃灵县人,居住于长安,其父历任陕西、山西、湖南等省巡抚,颇有政绩。张赞元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学校,并在日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回陕后积极协助井勿幕进行反清活动。
1907年10月,井勿幕、李仲特、井岳秀、邹子良、焦子静、郭希仁、张赞元、高又明、吴虚白、吴希真、景梅九等二十余人,分别扮做收买兽皮的商人、冬令入山打猎人、政府官员、仿拓古碑的拓字工人等各种身份的人,赶赴中部县(今黄陵县),于10月15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轩辕黄帝陵前举行祭祀典礼。
祭祀典礼是仿照“慕亲会”供奉佛祖“达摩”的仪式进行的,相当隆重而朴素。与祭者本着“祭如在”的精神。“祭如在”语出《论语》,就是说祭神如神在的意思。大家跪伏于黄帝陵前,向始祖上香、献酒,恭读祭文。他们在祭文中明确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奋斗纲领和“共赴国难,艰巨不辞”的誓言。在恭读祭文时,大家都心情沉重地落了泪,有人甚至放声大哭。祭后,人人都觉有救国救民重责在肩,个个面容肃谨,似有无限心事。大家发誓“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
秘祭黄陵,是井勿幕领导陕西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前特有的一项重大活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征集西北革命史稿时,同盟会陕西支部首批骨干会员、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为昔日亡友同志计,为革命史征计”,不顾年已高迈,身体羸弱,将当年自己与革命党人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之往事,写成《如是我见我知录》。特别值得我们今天之读者及后世国人必须由衷感激的是,高老先生还特意回三原一趟,在老屋中翻箱倒柜,终于在书箧中找出了四十年前他们秘祭黄帝陵时,他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祭黄帝陵文告,也叫《祭黄陵誓墓文》,为陕西辛亥革命保留了这一珍贵史料,给我们见证了当年陕西革命党人这一重大活动的历史真实。
现将《祭黄帝陵誓墓文》照录于下: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谨以鲜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奇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章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坂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揖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明祖、唐宗,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旋伏厥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再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窃据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之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常才,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1908年初,井勿幕第三次去日本,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汇报了国内的革命运动情况,共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斗争等问题。此时,井勿幕在东京还参与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创办《夏声》杂志的工作,并撰文宣传革命。他以“侠魔”为笔名,在《夏声》杂志第三、第七等期号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
1908年秋,井勿幕由日回陕。此时,轰动全国的反清学生运动“蒲案”发生,井勿幕立即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因“蒲案”而引发的席卷全省的反清学生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召集同盟会陕西支部的骨干会员,认真学习讨论同盟会纲领,肃清康有为君主立宪主张的流毒,提高会员们的政治觉悟,使大家的思想认识逐渐得以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同盟会员的日益增加,这年冬,井勿幕在西安开元寺的丽泽馆秘密召集同盟会骨干会员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参加会议的有李仲特、井岳秀、焦子静、景梅九、邹子良、高又明、郭希仁、陈会亭、马开臣、李仲三、胡景翼、王一山、王子端、景敬文、师子敬、任师竹、耿景儒等数十人。会议通过了联合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一切反清进步力量,共谋革命大业的决议。时因井勿幕奔走各地,行踪不定,会议遂推李仲特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而实际上“勿幕其领袖也”。
自此同盟会在陕西的工作重心,从国外移到国内,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秘密联络据点的设立,在运动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同盟会陕西支部创建之初,井勿幕就委派焦子静等在省城西安建立秘密宣传联络据点,他自己则亲自去陕北山区筹建牧场和矿场,以做党人活动及隐身的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创办的据点越来越多。
在西安的革命据点主要有:
一、公益书局及其附设的印字馆。由焦子静、师子敬、张拜云、邹子良、吴宝三等人合资,交师子敬主持,于1908年设立于西安南院门,后移竹笆市。主要经营运销革命书刊和新文化读物。这里有《民报》、《夏声》、《关陇》等报纸杂志,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铁券》等革命书籍,同时,书局附设的印字馆还秘密翻印和发行其他宣传革命的刊物。这个据点,是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场地,是宣传革命新思想的一个中心,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外县的同盟会人和进步人士,都把这里作为来往食宿和联络革命的地下招待所,省城的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也都把这里当成了秘密相聚的会所。
二、健本学堂。由焦子静、张拜云、王子端、吴宝三等人于1908年夏成立于西安西大街的富平会馆,由王子端主持。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和培养外县有志青年的特殊高等小学堂,其管理人员及教员,都是有学问有一定影响的同盟会员,如景梅九、宋元恺、李天佐、陈会亭、常铭卿、杨铭源、王子端等。井勿幕、李仲特、焦子静、邹子良、井岳秀、张奚若等也不时来学堂向学生讲话鼓动。还有新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等,也常到这里和同盟会的党人们秘密接头。
三、武学研究社。这是新军中同盟会员钱鼎、党自新、张钫、张聚庭、曹建安等于1909年在西安南院门创设的秘密革命据点。名义上是专售军事书籍,研究军事学术,实则为新军中同盟会员聚会并向西安陆军中、小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及发展会员的秘密机关。随后,他们又在满城内设一分社,用以探察旗营消息。
四、公正纸店。地点在西安城内正对小南门的南四府街上。这是井岳秀家开设在西安的老商号,专事贩卖纸张。这里为井勿幕在西安的寄居之所,也是同盟会党人的聚会之地。
五、丽泽馆。是郭希仁、王敬如、刘霭如、贺绂之等人于1908年创设于西安的一所专为组织演讲、宣传革命思想的场馆。地点在西安大东门里的大关帝庙内。“丽泽”两字,取自《易经》上的“丽卦”和“泽卦”,意为“以文会友”。这是同盟会又一秘密集合场所,由郭希仁、贺绂之主持。丽泽馆还曾办刊物《丽泽随笔》,向民众揭露清朝官吏的贪污苛诈,每月发刊两期,借以补其口头宣传鼓动之不足。
六、声铎社。是郭希仁、曹印侯、王铭丹等于1909年创设于西安的与丽泽馆性质相似的同盟会秘密集会场所。
七、马家存心堂书铺。这是同盟会员马开臣继承其父之遗产,原本是贩卖各种“劝善”书籍的,后即推销新书和革命读物,是同盟会的一处秘密机关。
八、西岳庙女子学堂。为同盟会员南雪亭、王瑞轩、李授洲、孙伯衡、王若泉等所发起,并负担经费,而由邹子良主办的一所女校,亦为同盟会人聚会场所。
在外县的联络点和根据地,除各县的教育分会外,还有以下各处:
一、由宋元恺、邹子良、樊灵山、胡定伯等筹资数百两银,于1908年在耀县庙湾镇建立了一个隐蔽的革命据点,他们买了几块山地,开办畜牧场,以垦荒放牧为掩护,聚集人马,购置武器,进行武装起义准备。这里是桥山山脉和渭北高原的交错地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是掩护和聚集力量的极好场所。另外,王守身在同时期亦在宜君马栏山开办了铁矿厂,不但起到联络、掩护作用,而且还聚集武装力量,并大量秘密制造炸弹。
二、由高又明管理的泾阳柏筱余家的柏氏花园。当时往来于西安和渭北的同盟会员常在此秘密聚会和住留。具有历史意义的1910年4月拟定陕西发动起义计划的水榭亭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
三、由柏筱余、张立卿、王治平、纪时若等在三原创设的“勤工社”和在蒲城创设的“良友社”以及由尚天德、寇遐任教的大荔同州中学堂等,都是同盟会的秘密机关。
另外,其他各县也都分别有专人随时随地秘密接头联络,分头进行革命工作。
这些团体和秘密据点,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聚集反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陕西的同盟会员们,除了在上述各秘密据点进行革命工作外,还竭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合法机构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这方面主要有:
一、利用教育会进行宣传活动。像蒲城教育分会,其会长就由同盟会员常铭卿担任,而且分会所有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同盟会员。省教育总会会长,也竟是后来被选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的郭希仁。因而由蒲城爆发的学运“蒲案”,最终演进成一场全省范围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压迫运动。
二、利用咨议局反抗和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1909年陕西咨议局成立,同盟会员郭希仁、李桐轩、井岳秀、柏筱余等人被分别选为副议长和驻会议员,于是咨议局里就有了同盟会员的秘密组织。由于咨议局是一个公开的议政机关,同盟会员便有机会同当时的军政机关及各界人士来往,借以获取清府政治内幕。同时,同盟会充分利用咨议局的议政和弹劾职责,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提出弹劾。特别是将陕西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经弹劾撤职,使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头目始在新军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这对陕西辛亥新军起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利用按察使司的驿传房,加强对各方面的联系。驿传房是管理各地驿站、送传重要公文、传递各种消息情报的机要交通机构,四面八方消息灵通,联系各地线长面广。同盟会骨干焦子静时任该房经丞,负责该房一切业务的经营管理,同时还兼理三原驿站。焦子静充分利用了这一位置,不但加强了对各方面的联络,给陕西同盟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及食宿之便,而且还掩护了同盟会省内外许多同志的秘密活动。焦子静及他所掌管的驿传房,对陕西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陕西同盟会组织在革命实践中,从未忽视过报纸杂志的宣传战斗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以报纸作为阵地,向满清腐朽统治进攻最给力者,首推陕籍革命者于右任先生。1904年,于右任遭清政府追捕,被迫出走上海,他集合同志,以报纸为阵地,先后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揭露清廷卖国罪行,公开鼓吹革命,有力地推动包括陕西在内的全国反清斗争。
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后,会员们在东京先后创办《秦陇》、《夏声》、《关陇》等杂志,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勇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其中属《夏声》办得特别出色。这些刊物被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潮流的发展。
在国内,同盟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张瑞玑、张渊、南南轩创办的《兴平报》(后改为《帝州报》),郭希仁、王铭丹、贺绂之等创办的《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暾社学谈》等,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宣传鼓吹革命,也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