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一方之历史 激千秋之爱憎

讲述清末民初陕西先贤先烈斗争史实的传世力作——4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西风烈焰)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张中平 电话:15389205329

你想了解清末民初直至北伐胜利这段时期的中国吗?你想知道这三十年间陕西先贤先烈们感天地、泣鬼神的斗争史事吗?请读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西风烈焰》吧。该书系统而清晰地讲述了从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长安,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近三十年间陕西革命党人气壮河华的斗争史实,再现了大雁塔三十六弟兄歃血结盟、革命军光复西安、战潼关、守凤乾、胡营富平兵变、耿直炮打西安、张义安三原起义、靖国军举旗护法、八省北洋军战陕、北京政变、豫西歼憨、二虎守长安,以及东征出关、北伐参战等诸多历史场面。岳色河声,惊天动地,厚重翔实,恢弘大气。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组织专家认真审读后,在批文中赞誉该书“是一部堪称填补空白的史志力作”,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为之题词;“岳之大气,河之磅礴,史信文隽,传世力作”

本网站下面刊登本书的一些摘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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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铺纸握笔,思绪万千,先贤亲人们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不时再现眼前。

1905年冬,十七岁的留日学生井勿幕,衔孙中山先生之命,怀揣中国同盟会宣言,由日返陕,秘密联络同志,组织同盟会陕西支部运动革命,星火西风,点燃秦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陕西最早起而响应,革命党人发动驻陕新军,并联合哥老会、刀客,于10月22日上午起义(当晚又有湖南继起),经两天激战控制了西安,接着血战一百多天,击退了东、西两路清军的疯狂进攻,彻底粉碎了清廷以西北为基地反扑南方革命政权的企图,促进了北方革命高潮的到来。袁世凯窃国后帝制自为,陕西时为我国北方唯一起而护国讨袁、宣布独立的省份。当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号召护法时,陕西靖国军骤起,作为我国北方唯一响应护法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寸炬燎原,烈焰齐发,以陕西一隅之地,力敌八省北洋之兵,坚持四年多,为陕西近代史书写了重要的一页。继而胡景翼率陕军出关,联合冯玉祥、孙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首都革命(亦称“北京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台,将清废帝溥仪逐出了皇宫。1926年4月,反动军阀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指使下,又得阎锡山军火弹药的大力援助,率十万镇嵩军围攻西安,陕西军民联合起来,随同“二虎”坚守长安,陕军克服缺粮断炊的严重困难,与敌殊死搏斗八个月,保住了西安这一中国北方唯一的革命阵地,牵制住北洋军阀十多万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不久,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和武关,策应北伐大军,彻底消灭了直、奉各系北洋军阀,实现了国民政府领导下全国的统一。自辛亥而讨袁、护国、护法、反帝反军阀,陕西人民之革命精神从不甘落人后,一直走在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列,远应天南,共荷历史之神圣使命,陷坚摧猛,不顾洞胸断胫,枪林弹雨,不惧喋血填坑,为国家争存亡,为万众谋幸福,死生患难,百战千战,尺土寸天,殚精区画。先贤先烈们出生入死的殉国忘身精神,他们对整个革命事业的卓绝贡献,竹帛青简,炳然长存,碑石志铭,永垂千秋。

笔者的叔祖、父亲以及祖辈许多亲友,当年就都战斗在这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之中。

笔者祖父英年早逝,家中上辈只有曾祖、叔祖、叔祖母、笔者父亲以及几位姑母。曾祖是当时兴平名医张福安;叔祖是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营长、护法战争时任陕西靖国军总部副官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即南路军)总部混成旅旅长及南路军五个军副总指挥的张德枢;二姑的公公是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参谋长、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一直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杨子廉;五姑的公公是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组织领导陕西辛亥革命的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六姑的公公是辛亥革命时抗清“敢死军”总部参议、陕西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厅长温良儒。这些祖辈亲人,在辛亥革命前后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曾参与组织和带领陕西革命军民,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为陕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所表现出的追求民族独立的反帝爱国精神、追求民主进步的反封建精神,深深感动着世代陕西人民。他们是笔者的祖辈亲人,亦是属于陕西乃至伟大祖国的先进、先贤。

数十年来,笔者一直在留心反映陕西辛亥革命前后至反北洋军阀这一历史时段的有关书刊和资料,但所见述及的人物事件都比较分散零乱,尚未见有比较系统连贯、比较完整全面讲述陕西这一时段史实的书籍出现。笔者是一名高中教师,职业本能尤使自己渴望能有一本集中反映陕西这段时间史实且适于广大民众阅读的纪实史志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而使陕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能“知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憎”,发挥爱国热情,承接革命传统,抖擞精神,振兴陕西,锐意进取,开拓未来。

眼见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笔者希望能看到的那个“纪实史志”始终未见出现。情急之下,遂不自量力地萌生了自己来写的念头。况且自己青少年时在家中看到的一些有关史料及先辈亲人们曾经讲述的亲身经历,其中许多史实一直尚未见诸书报文字。笔者时年已近七十,斯时若不尽快把它写出来,这些史实恐怕就会光灭景绝,永远沉没而寂然不复人知了。

时间虽说紧迫,但自己绝不敢粗制滥造,敷衍马虎,而必须努力做到“事俱可征,文惟求信”,摒除偏见,论评中准,从而“无负已往之先烈,不乖当日之史实”。旋经两三年的努力,书稿终于写成。

笔者在此奉献给读者的,既非专事研讨历史问题的学术论著,亦非依托史实而演义创作的历史小说,这是一部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之作,是志传,是在为读者讲述民国前后秦地一段近代史上的真人实事。旨在使读者知晓,在清末反封建压迫至辛亥革命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陕西的先贤先烈们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及他们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

书中摘引不少檄文通电,又在较系统叙述完有关史实之后,集中选录了数十篇有关碑铭,其中不乏当时魁儒文豪手笔,叙事翔实,命笔谨严,足以信今传后,非徒阿谀溢美之文。选录之目的,在于对所叙先贤及其史实,互为参证,互臻补弥,以使先贤全貌益得其真。同时亦欲为喜研陕西近代史的读者提供些许当年留下来的原始资料。愿读者朋友阅前事、明往昔、激爱憎、增精神。

笔者个人毕竟见闻有限,陕西在辛亥革命前后至北伐胜利,其间值得记述的感人史事扬海叠山,而忠义愤发、百折不回、抱定主义牺牲以求无愧的先贤先烈又何止万千,自己之笨手拙笔,实无法盖述备至、颂褒全面,书中脱漏谬误亦必不在少,敬请知史者提示指正,敬请专家们纠谬补缺。

张中平

201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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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西 风 烈 焰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夕的陕西3

第一节 列强侵华及陕西人民的反帝斗争3

第二节 清廷腐败及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10

第三节 同盟会在陕运动革命16

第四节 “蒲案”与陕西学运26

第五节 大雁塔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32

第二章 辛亥革命在三秦41

第一节 泾阳柏氏花园会议41

第二节 革命军光复西安43

第三节 民军东路誓保潼关51

第四节 民军西路战守凤、乾57

第三章 陕西的二次革命与护国讨袁逐陆71

第一节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集团71

第二节 革命成果被窃夺74

第三节 陕西二次革命遭镇压78

第四节 革命党人华山聚义83

第五节 十八烈士反袁逐陆87

第六节 护国军渭北举旗92

第七节 胡景翼富平兵变95

第八节 陆建章献城赎子99

第四章 附北洋陈树藩督陕103

第一节 陈树藩投靠段祺瑞103

第二节 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105

第三节 陈树藩祸陕殃民108

第四节 杨虎城弃嫌救“仇人”110

第五章 陕西靖国军兴起117

第一节 高峻揭旗护法117

第二节 耿直炮打西安120

第三节 张义安三原起义124

第四节 东西两路会攻西安133

第五节 刘镇华入陕助陈138

第六节 靖国军逞威战关山141

第六章 于右任统领靖国军145

第一节 于总司令登坛受任145

第二节 胡景翼被执固市镇148

第三节 井勿幕遇害南仁堡153

第四节 八省北洋军战陕155

第五节 胡景翼获释回三原159

第六节 靖国军致力辖区建设161

第七章 阎相文、冯玉祥督陕165

第一节 冯玉祥设宴杀郭坚165

第二节 胡景翼谋远接受改编169

第三节 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173

第四节 井岳秀苦心偏守榆林175

第八章 胡景翼、冯玉祥首都革命181

第一节 陕军出关抵定河南181

第二节 强隐忍只为待机降龙183

第三节 曹锟贿选当总统186

第四节 李仲三助胡联冯187

第五节 首都革命一夜告成196

第六节 一着失误,断送全功201

第九章 赍壮志胡景翼督豫207

第一节 刘镇华、憨玉琨阻胡207

第二节 “八方风雨会中州”213

第三节 胡憨豫西大决战216

第四节 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224

第五节 一代将星陨落开封227

第十章 抗军阀二虎守长安231

第一节 陕军驱逐吴新田231

第二节 李仲三疾恶怒打姚震232

第三节 十万镇嵩军犯陕235

第四节 杨虎城率部入城239

第五节 军民同心守西安244

第十一章 五原誓师与西安解围255

第一节 国民革命军北伐旗开得胜255

第二节 国民军联军西安解围258

第三节 陕西军民革命大祭263

第十二章 北伐胜利北洋军阀寿终267

第一节 张德枢赴晋救岳267

第二节 国民军东征参战北伐269

第三节 张学良易帜,全国统一告成276

碑 铭 千 秋

一 安康平利县洛河天主教案告示碑281

二 扶风张化龙纪念碑282

三 朱佛光先生墓志铭283

四 井勿幕墓志铭287

附一 井先生纪念碑铭291

附二 井勿幕石碑292

五 蒲城李仲特先生墓志铭292

六 郭希仁先生碑记294

七 曹君印侯墓表297

附 曹公寅侯先生之碑301

八 柏筱余先生纪念碑301

九 雷公祠碑308

十 慧卿张夫人碑记310

十一 王烈士绍文墓表314

十二 宋元恺、樊毓秀二烈士之重建墓碑315

十三 耿端人少将纪念碑319

十四 张义安墓志铭320

十五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322

十六 陆军少将方刚郭公墓志铭325

十七 彭君墓志铭327

十八 胡公笠僧墓志铭329

十九 刘允丞墓表332

附一 刘允丞先生之碑334

附二 章炳麟书赠刘允丞对联336

二十 阚谨诚墓志铭336

二一 原朱子敏先生墓志铭337

二二 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339

附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就职宣言344

二三 王故监察使陆一墓志铭345

附 总理奉安哀辞346

二四 仪师事迹记碑347

二五 先严高公又明圹石350

二六 先严张公福安嘉禾阡表352

二七 华麓陕西革命先烈祠墓记357

二八 华麓学社工程记360

二九 岐山城陷殉难将士墓表360

三十 西安革命公园《殉难人民碑》和《阵亡将士碑》362

三一 西安革命公园国殇墓碑362

附 冯玉祥宣政碑363

三二 辛亥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364

附 无名英雄记364

参 考 资 料366

后记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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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夕的陕西 第三节 同盟会在陕运动革命

我们常说的“革命”二字,其实得之偶然,然其意义非同一般。

1895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神户,在码头上,他看到日本报纸登有一条新闻,其标题赫然写着“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组织,并未冠以“革命”之名。这个标题立即引起了孙中山的思索。他饶有兴味地对身边同志说:“‘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孙中山公开打出了革命党大旗。

西北人士亲承孙中山先生面命,在西北运动革命出力最大、成绩卓著者,当属被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所器重,呼为“后起之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诚如《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书中写的“自甲午、庚子两战役后,国人深知满清政府之腐败专制,不足代表国家与并世文明各国相颉颃。我总理孙中山先生乘时首出,创立同盟会于日本东京,号召同志,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于是贤哲宏识英锐有志之士,同受革命学说之洗礼,奔走联络,大事运动……而各省内地闻风兴起,作为事实之倡导预备者,更大有人,但因极端秘密,各就同志者或五七人,或十余人,自相联合,各为单位,……其在陕各地者,……凡百余人,或膺军队要职,或为林泉退吏,或在野名流,或承学士子,或任学堂教授;或联各地游侠,或密置武器,或广布新闻。其迹似各不相谋,其心则彼此互照。及井勿幕衔命归陕,统一组织,然后众流汇合,群情一致。而各地青年志士益复风起云从,如春草之怒茁,如初潮之湃动。由是运动新军,结连会党,磅礴郁怒,磨砺以须矣。”

辛亥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在他的遗著《如是我见我知录》中也说:“北方民族兴复国土革命之思想,并非近年以来随他人应时而乱喊,其来源有自矣。虽然慷慨激愤,以国是为己任,大有人也,而少中心主旨统一的做法。在此彷徨之际,井勿幕先生从日本返国……”

井勿幕,蒲城县井家堰人,从小丧母,四岁时父亲亦病逝,勿幕遂由长他十岁的胞兄井岳秀抚养。十四岁时,因家中生意破产,征得兄长同意,赴四川重庆投靠父亲生前好友川东道台张铎。在重庆读书年余,结识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一批进步青年,听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反清组织“兴中会”,便不顾张铎劝阻,于1903年底冒险随众东渡日本。到日本后,他同熊克武、但懋辛一起进入东京大成中学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成为陕西最早且最年少的一个留日学生。

井勿幕虽年少,但却满腔澎湃着救国忧愤之情,他写了一副对联,“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挂于寝室壁间,以抒发对自己祖国前途的忧虑。他说:“大丈夫生当斯世,宜效死疆场,当轰轰烈烈,壮山河之色,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此后,他又结识了黄兴、吴玉章、秋瑾、景梅九等革命党的重要人物。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蔡元培、徐锡麟、秋瑾、刘静庵等人,将原有的反清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联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井勿幕当即加入。他除继续大成中学的学业外,还一面学习制造炸弹,一面担任同盟会的文字宣传,因而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将勿幕呼为“后起之英”。

井勿幕几次找孙中山先生,要求回陕去组织同盟会,运动革命。孙中山先生说:“你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怎么能让你去办这么大的事呢?”勿幕诚恳地说:“我虽年少,但我的哥哥井岳秀在陕熟人很多,在西安和渭北都很有一些影响,我可以让我哥哥帮我联络各界人士。”孙中山先生正欲打开西北革命局面,见勿幕态度坚决,又有其兄长井岳秀为助,遂委井勿幕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回陕开展工作。这年冬,勿幕带着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以及孙中山先生写给勿幕胞兄井岳秀的亲笔信回到陕西。

当时的陕西“风气闭塞,交通阻梗”,“党禁方密,人皆危言危行”。井勿幕不惧艰险,在其胞兄井岳秀的协助下,奔走西安及渭北各地,秘密活动,费尽周折,在各地学堂并社会各阶层宣传和动员,数月之间,竟发展同盟会员及合作支持者三十多人。

1906年春,井勿幕在三原县城关帝庙后边的北极宫一宅院内,以诗文会友的名义,秘密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全体会员及合作支持者会议,成立了同盟会陕西省支部。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发展会员、建立活动据点、开展各项革命工作的方略。会上,井勿幕提出结连向有实力的“三合会”及各地刀侠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的重要意见,但当时与会者多系读书文人,看不到会党的反清力量,以会党人员行为不检,难与为伍而予反对。于是会议决定,为了安全、慎重,在吸收会员和推进会务方面,决定缜密缓进,且对介绍新同志入会,另订方法,“不致新会员一步踏进堂奥”,即不至于使新入会者一下子就知道会务的全部秘密。

同盟会陕西支部的成立,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活动的基础。从此,陕西的反清革命斗争,便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

会后,井勿幕立即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子良、王守身等人到陕北宜君、黄龙、耀县等县山区实地勘察,筹设同盟会活动的秘密据点,寻求革命活动经费补给之源。最后,他们选定在耀县境内的北庙湾山区创建畜牧场,在马栏山、黄龙山进行采矿炼铁。井勿幕指定邹子良、王守身等人分别负责,各司其职,并嘱咐他们一定要与一般工农民众加强联络。

在半年多时间艰难缜密的动员、组织实践中,井勿幕感到,如果能够得到同盟会东京总部陕籍会员团结一致的配合与支持,陕西支部的会务工作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1906年夏末,井勿幕离陕第二次赴日。他一方面去向东京总部汇报和请示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在东京的陕籍同盟会员尽快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配合陕西支部开展工作。临走,他把同盟会陕西支部的工作,交给当时深孚众望的李仲特、焦子静担负起来。

李仲特,名异材,陕西蒲城县东乡富原村人。李仲特长于数学和绘图,清末至民初使用的西安府县地图,就是李仲特绘制的。1906年,李仲特与胞弟李桐轩(即李良材)及两个侄儿李仪祉、李约祉经井勿幕、井岳秀介绍,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同焦子静、李桐轩等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为革命培养有志的青年骨干力量。

焦子静,原名焦冰,陕西富平人,其父为陕西按察使司驿传房负责人,焦子静于十三岁起,就到其父负责的驿传房学习吏事。他十八岁那年,秦晋两省驿站交接公文时发生重大失误,陕西巡抚怒而追查此事,驿传房诸人均不敢前往应对,焦挺身而出,去见巡抚。他仪态从容,不卑不亢,叙事清楚,对答如流。巡抚先是惊奇,转而对焦分外器重,从此,焦子静名闻省城,被正式任用为驿传房经承兼管三原驿站。井勿幕回国发展同盟会,焦子静立即加入,并积极组织和发展会员,成绩非常突出。

井勿幕第二次到了东京,此时在东京的陕西留学生已有五十多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有十余人,这些陕籍同盟会员,全部分散在四川、山西等省的同盟分会参加活动。陕西既无同盟会分会组织,就不能广为联络陕籍同志,更无法谈及壮大发展。

于是,井勿幕在向同盟会总部汇报并请示完陕西工作后,立即投入于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的创设筹备工作,以便尽快把在东京的陕籍同盟会员组织起来。

他与张季鸾、张赞元、赵世钰等人遍访本省留学生,展开串联宣传活动,并以同盟会章程为依据,拟订了陕西分会章程草案。经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这年秋,在山西同盟会员景梅九等人的支持帮助之下,成功地召开了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分会章程,推举出分会正副会长白秋陔和杨铭源,并确定了分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

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的成立,使留日的陕西同盟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与国内会员的革命活动相互呼应起来,积极地支援了国内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

1906年底,井勿幕由日回陕,他看到陕西同盟会在学界、军界、刀侠、会党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迅速发展,便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山西、河南、甘肃、四川各省,以联络各地同志,并于1907年2月,经四川转赴东南诸省,同黄兴、秋瑾、朱贵金等联络,密谋联合革命事宜。他看到黄兴等革命者联络三合会等民间组织的做法,觉得很值得借鉴,于是回到陕西之后就积极主动设法与陕西哥老会、刀客等反清民间会党相联络。这期间,经同盟会员高又明介绍,他结识了慕亲会首领吴虚白、唐和尚以及三合会首领洪宝臣,在一起初步商定了反清联盟事宜。

1907年秋,井勿幕在大雁塔召开陕西同盟会骨干会议,讨论贯彻同盟会纲领,加强革命宣传等问题。为了激发大家的民族精神,表达反清决心,会议决定于农历重阳节一起去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秘密祭扫黄帝陵,并推郭希仁、张赞元两人为祭陵起草祭文。

郭希仁,名忠清,陕西临潼县田市镇油坊郭村人,1902年冬考入陕西大学堂,因受梁启超言论影响,批评时政,第二年四月被学堂开除。1903年秋,二十三岁的郭希仁乡试中举,得陕西学政沈卫批准,免试入宏道高等学堂读书。1905年主讲于渭北学堂,即临潼县高等小学堂。时井勿幕回陕组织同盟会陕西支部,郭希仁虽没有入会,但却同情并热情支持,同盟会的许多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其中。

1907年春,二十七岁的郭希仁,得渭南知县张育生资助,同王敬如相约赴日考察七个月。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事、教育、工农业生产、交通及商业诸方面的成就深为赞许。在东京,他与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亦有较深接触。郭希仁后来在他的《从戎记略》一书中写道:“余之革命思想自丁未东游归而益笃。”他一回陕,即参加了井勿幕在大雁塔召开的贯彻同盟会纲领,加强革命宣传的会议,并同张赞元一起愉快接受了与会人员委托的为同盟会秘祭黄陵起草祭文的任务。

张赞元,字翊初,甘肃灵县人,居住于长安,其父历任陕西、山西、湖南等省巡抚,颇有政绩。张赞元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学校,并在日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回陕后积极协助井勿幕进行反清活动。

1907年10月,井勿幕、李仲特、井岳秀、邹子良、焦子静、郭希仁、张赞元、高又明、吴虚白、吴希真、景梅九等二十余人,分别扮做收买兽皮的商人、冬令入山打猎人、政府官员、仿拓古碑的拓字工人等各种身份的人,赶赴中部县(今黄陵县),于10月15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轩辕黄帝陵前举行祭祀典礼。

祭祀典礼是仿照“慕亲会”供奉佛祖“达摩”的仪式进行的,相当隆重而朴素。与祭者本着“祭如在”的精神。“祭如在”语出《论语》,就是说祭神如神在的意思。大家跪伏于黄帝陵前,向始祖上香、献酒,恭读祭文。他们在祭文中明确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奋斗纲领和“共赴国难,艰巨不辞”的誓言。在恭读祭文时,大家都心情沉重地落了泪,有人甚至放声大哭。祭后,人人都觉有救国救民重责在肩,个个面容肃谨,似有无限心事。大家发誓“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

秘祭黄陵,是井勿幕领导陕西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前特有的一项重大活动。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征集西北革命史稿时,同盟会陕西支部首批骨干会员、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为昔日亡友同志计,为革命史征计”,不顾年已高迈,身体羸弱,将当年自己与革命党人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之往事,写成《如是我见我知录》。特别值得我们今天之读者及后世国人必须由衷感激的是,高老先生还特意回三原一趟,在老屋中翻箱倒柜,终于在书箧中找出了四十年前他们秘祭黄帝陵时,他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祭黄帝陵文告,也叫《祭黄陵誓墓文》,为陕西辛亥革命保留了这一珍贵史料,给我们见证了当年陕西革命党人这一重大活动的历史真实。

现将《祭黄帝陵誓墓文》照录于下: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谨以鲜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奇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章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坂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揖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明祖、唐宗,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旋伏厥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再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窃据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之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常才,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纾民生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1908年初,井勿幕第三次去日本,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汇报了国内的革命运动情况,共同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斗争等问题。此时,井勿幕在东京还参与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创办《夏声》杂志的工作,并撰文宣传革命。他以“侠魔”为笔名,在《夏声》杂志第三、第七等期号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

1908年秋,井勿幕由日回陕。此时,轰动全国的反清学生运动“蒲案”发生,井勿幕立即予以大力支持,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因“蒲案”而引发的席卷全省的反清学生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召集同盟会陕西支部的骨干会员,认真学习讨论同盟会纲领,肃清康有为君主立宪主张的流毒,提高会员们的政治觉悟,使大家的思想认识逐渐得以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同盟会员的日益增加,这年冬,井勿幕在西安开元寺的丽泽馆秘密召集同盟会骨干会员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参加会议的有李仲特、井岳秀、焦子静、景梅九、邹子良、高又明、郭希仁、陈会亭、马开臣、李仲三、胡景翼、王一山、王子端、景敬文、师子敬、任师竹、耿景儒等数十人。会议通过了联合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一切反清进步力量,共谋革命大业的决议。时因井勿幕奔走各地,行踪不定,会议遂推李仲特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而实际上“勿幕其领袖也”。

自此同盟会在陕西的工作重心,从国外移到国内,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秘密联络据点的设立,在运动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同盟会陕西支部创建之初,井勿幕就委派焦子静等在省城西安建立秘密宣传联络据点,他自己则亲自去陕北山区筹建牧场和矿场,以做党人活动及隐身的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创办的据点越来越多。

在西安的革命据点主要有:

一、公益书局及其附设的印字馆。由焦子静、师子敬、张拜云、邹子良、吴宝三等人合资,交师子敬主持,于1908年设立于西安南院门,后移竹笆市。主要经营运销革命书刊和新文化读物。这里有《民报》、《夏声》、《关陇》等报纸杂志,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铁券》等革命书籍,同时,书局附设的印字馆还秘密翻印和发行其他宣传革命的刊物。这个据点,是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场地,是宣传革命新思想的一个中心,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外县的同盟会人和进步人士,都把这里作为来往食宿和联络革命的地下招待所,省城的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也都把这里当成了秘密相聚的会所。

二、健本学堂。由焦子静、张拜云、王子端、吴宝三等人于1908年夏成立于西安西大街的富平会馆,由王子端主持。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和培养外县有志青年的特殊高等小学堂,其管理人员及教员,都是有学问有一定影响的同盟会员,如景梅九、宋元恺、李天佐、陈会亭、常铭卿、杨铭源、王子端等。井勿幕、李仲特、焦子静、邹子良、井岳秀、张奚若等也不时来学堂向学生讲话鼓动。还有新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等,也常到这里和同盟会的党人们秘密接头。

三、武学研究社。这是新军中同盟会员钱鼎、党自新、张钫、张聚庭、曹建安等于1909年在西安南院门创设的秘密革命据点。名义上是专售军事书籍,研究军事学术,实则为新军中同盟会员聚会并向西安陆军中、小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及发展会员的秘密机关。随后,他们又在满城内设一分社,用以探察旗营消息。

四、公正纸店。地点在西安城内正对小南门的南四府街上。这是井岳秀家开设在西安的老商号,专事贩卖纸张。这里为井勿幕在西安的寄居之所,也是同盟会党人的聚会之地。

五、丽泽馆。是郭希仁、王敬如、刘霭如、贺绂之等人于1908年创设于西安的一所专为组织演讲、宣传革命思想的场馆。地点在西安大东门里的大关帝庙内。“丽泽”两字,取自《易经》上的“丽卦”和“泽卦”,意为“以文会友”。这是同盟会又一秘密集合场所,由郭希仁、贺绂之主持。丽泽馆还曾办刊物《丽泽随笔》,向民众揭露清朝官吏的贪污苛诈,每月发刊两期,借以补其口头宣传鼓动之不足。

六、声铎社。是郭希仁、曹印侯、王铭丹等于1909年创设于西安的与丽泽馆性质相似的同盟会秘密集会场所。

七、马家存心堂书铺。这是同盟会员马开臣继承其父之遗产,原本是贩卖各种“劝善”书籍的,后即推销新书和革命读物,是同盟会的一处秘密机关。

八、西岳庙女子学堂。为同盟会员南雪亭、王瑞轩、李授洲、孙伯衡、王若泉等所发起,并负担经费,而由邹子良主办的一所女校,亦为同盟会人聚会场所。

在外县的联络点和根据地,除各县的教育分会外,还有以下各处:

一、由宋元恺、邹子良、樊灵山、胡定伯等筹资数百两银,于1908年在耀县庙湾镇建立了一个隐蔽的革命据点,他们买了几块山地,开办畜牧场,以垦荒放牧为掩护,聚集人马,购置武器,进行武装起义准备。这里是桥山山脉和渭北高原的交错地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是掩护和聚集力量的极好场所。另外,王守身在同时期亦在宜君马栏山开办了铁矿厂,不但起到联络、掩护作用,而且还聚集武装力量,并大量秘密制造炸弹。

二、由高又明管理的泾阳柏筱余家的柏氏花园。当时往来于西安和渭北的同盟会员常在此秘密聚会和住留。具有历史意义的1910年4月拟定陕西发动起义计划的水榭亭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

三、由柏筱余、张立卿、王治平、纪时若等在三原创设的“勤工社”和在蒲城创设的“良友社”以及由尚天德、寇遐任教的大荔同州中学堂等,都是同盟会的秘密机关。

另外,其他各县也都分别有专人随时随地秘密接头联络,分头进行革命工作。

这些团体和秘密据点,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聚集反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陕西的同盟会员们,除了在上述各秘密据点进行革命工作外,还竭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合法机构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这方面主要有:

一、利用教育会进行宣传活动。像蒲城教育分会,其会长就由同盟会员常铭卿担任,而且分会所有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同盟会员。省教育总会会长,也竟是后来被选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的郭希仁。因而由蒲城爆发的学运“蒲案”,最终演进成一场全省范围的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压迫运动。

二、利用咨议局反抗和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1909年陕西咨议局成立,同盟会员郭希仁、李桐轩、井岳秀、柏筱余等人被分别选为副议长和驻会议员,于是咨议局里就有了同盟会员的秘密组织。由于咨议局是一个公开的议政机关,同盟会员便有机会同当时的军政机关及各界人士来往,借以获取清府政治内幕。同时,同盟会充分利用咨议局的议政和弹劾职责,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提出弹劾。特别是将陕西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经弹劾撤职,使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头目始在新军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这对陕西辛亥新军起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利用按察使司的驿传房,加强对各方面的联系。驿传房是管理各地驿站、送传重要公文、传递各种消息情报的机要交通机构,四面八方消息灵通,联系各地线长面广。同盟会骨干焦子静时任该房经丞,负责该房一切业务的经营管理,同时还兼理三原驿站。焦子静充分利用了这一位置,不但加强了对各方面的联络,给陕西同盟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及食宿之便,而且还掩护了同盟会省内外许多同志的秘密活动。焦子静及他所掌管的驿传房,对陕西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陕西同盟会组织在革命实践中,从未忽视过报纸杂志的宣传战斗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以报纸作为阵地,向满清腐朽统治进攻最给力者,首推陕籍革命者于右任先生。1904年,于右任遭清政府追捕,被迫出走上海,他集合同志,以报纸为阵地,先后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揭露清廷卖国罪行,公开鼓吹革命,有力地推动包括陕西在内的全国反清斗争。

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后,会员们在东京先后创办《秦陇》、《夏声》、《关陇》等杂志,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勇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其中属《夏声》办得特别出色。这些刊物被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潮流的发展。

在国内,同盟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张瑞玑、张渊、南南轩创办的《兴平报》(后改为《帝州报》),郭希仁、王铭丹、贺绂之等创办的《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暾社学谈》等,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宣传鼓吹革命,也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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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大雁塔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

早在井勿幕由日本初回陕时,鉴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联合“洪门”、“三合会”、“致公堂”等团体的做法,即有联合陕西“哥老会”和“刀客”的主张。1906年春在三原北极宫召开的同盟会第一次陕西支部会议上,井勿幕就提出了要扩大联络范围,结连那些向有实力的哥老会及各地刀侠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的意见。但当时的同盟会员多系知识分子,对这些民间组织的人成见颇深,认为会党分子复杂,没有文化,知识浅陋,平素行为不检,不屑与其为伍,同时还怕他们执事不密,泄露风声坏革命大事,予以极力反对。

不久,同盟会员高又明,将僧人吴虚白介绍给了井勿幕。吴虚白遁入空门,本无心问世,然一见勿幕,相谈非常投契,对勿幕倾心钦佩。吴虚白又将慕亲会领袖洪宝臣、唐和尚介绍给了井勿幕,彼此都很赞服,从而建立起了私交。

一次,井勿幕、吴虚白、高又明、郭希仁几人在西安相聚,交谈中井勿幕感叹道:“欲做一事,人才无,钱难,欲罢之又不肯,责任如此,奈何!”吴虚白随声应道:“君欲得执戈实践卫国救国之多数人士,那只有通而变。古者神道设教,此之谓欤!设教神化,使民以信;通变,使民不倦,精神专一,动静合用矣。否则,既无群众又无粮饷,纯以文人,终属空谈,无能济事。”

这次谈话,对井勿幕启发很大。同时他也从陕西各地的反清斗争中,进一步看到哥老会等组织的确是党徒遍布全国的“有体系的潜在力量”。特别是新军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等,其哥弟遍布军中,很有实力,他早就想把革命工作推向会党和刀客中去,这次谈话就更坚定了他联合会党的决心。于是,先由同盟会中赞同他这一主张的同志向其他同人去详细解说其利害关系,使大家认识到联合一切反清力量的重要性。终于在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于西安正式成立时,会议作出了联络会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并决定以新军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为基础,同盟会与哥老会共组“同盟堂”,借以联结义气,求取行动上的一致。会后,钱鼎、党自新、张仲仁、邹子良、马开臣等同盟会员加入了哥老会,去进行团结争取工作。

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打入新军哥老会组织的同盟会员、健本学堂学生胡景翼的介绍,井勿幕挺身亲自加入哥老会,促使同盟会与会党的反清联盟终于形成,从而在会党内充分“发挥同盟会旨,鼓舞其精神,开通其知识,联络其感情”。

井勿幕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古书,有着相当厚实的国学根底。此前又两次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亲聆孙中山先生教导,并结识了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因而他新旧学问都相当渊深,见识亦非常博广。他既能和青年人在一起大讲“新学”,亦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作诗著文谈旧学。同时因为他的胞兄井岳秀从小习武,他也随其一起拜师于三原名拳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魏金仲,苦练过拳剑技击,又日常腿缚铁瓦,锻炼腿足,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舞弄得比较娴熟,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那时的会党人物和刀客们,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留过东洋喝过墨水的白面书生,居然也会各种武艺,而且在拳功剑技上有时比他们还高明,对井勿幕佩服得五体投地,情愿听从他的意见。

井勿幕参照各会党的会规,制定了严格的戒律,以约束会众,同时将各会党中的一些隐语暗号,也在同盟会中予以采用。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在其遗著回忆文章中向我们介绍得很清楚,譬如两同志初见,一人任指一物问:“这是哪里来的?”另一人必应回答:“这是中国的。”凡不这么回答的,则肯定不是自己盟内同志。又如两人初见面握手时,若系自己同志,则以两指互勾,否则便要警惕,严防说话“漏底”。在来往书信中,更须使用隐语,譬如有封上海来信写道:“某某大哥见知,昨天老柏树在点灯编织袋子。邻家癞猫常来伸爪捣乱,因此只好将壶中茶水倒掉,叶子入炉,以防癞猫将茶壶打碎,然后下楼去了。又闻有人贩运稻库红布一百捆在出卖。咱们商号资本日见增加,商情甚好,你不可灰心。老东家贩的留声机很多,大约一顿饭后即能到咱处。专此,弟赤。”

老柏树,系一同志化名;点灯,侦探敌情;编织袋子,联络,进行工作;癞猫常来伸爪,敌人常来侦查捕拿;叶子入炉,将文件烧掉;打碎,摧毁;下楼,藏匿或走开;稻库,稻,暗指广州,稻库指广州军营;红布,敌步兵;捆,三十人一捆;出卖,布防;商号资本,组织成员;留声机,宣传品;顿饭,一月期间;赤,指上海。

对于陕西特有的一支反清武装力量——刀客,井勿幕也一直非常重视,为了结交各地刀客,他曾冒生命危险奔波于渭北,深入其内部,宣传同盟会宗旨,晓以革命大义,“开悟其愚蒙,化除其私见”,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还安排胡景翼、李仲三、井岳秀、尚武、曹世英等同盟会员各就其所能联络的地域分头结纳。辛亥之际,得刀客游侠之力以壮革命军威获胜于战场的事实,举不胜举。

1910年夏,井勿幕派当时住在同一寓所的同盟会员、刚刚分别从健本学堂和师范学堂毕业的胡景翼、李仲三,到渭南北边的二华、同州(大荔)、朝邑、蒲城、富平等地去联络东府一带刀客首领王狮子的门徒严孝全等。

胡景翼,原名崇义,字笠僧,生于陕西富平县侯家堡。他少年时代,在接触到民主革命的宣传后,就产生了反对黑暗专制的思想萌芽,十五岁时,他与同学登上耀县药王山,在药王殿的墙壁上,竟涂写了一首抒发心志的小诗:“我本一只猴,深山任我游,他日成正果,定要反天宫。”富平县西北有个锦屏山,又名将军山,山上有秦国大将王翦庙。因富平古称频阳,所以王翦亦称“频阳将军”。胡景翼经常向人炫耀说:“频阳将军是我同乡”,以表示自己要像秦时王翦,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从小喜读兵书及将相列传,且特别崇拜明代开国大将徐达。徐达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封为“中山王”,胡景翼于是便自号“中山”,以激励自己要像徐达那样统率大军,驰骋疆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直到后来他参加了同盟会,又在东京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为了回避领袖的名讳,才不再以“中山”为号了。

胡景翼小时也曾拜关中名拳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魏金仲为师学过武艺,也是高家拳术的再传弟子。

1908年,革命党人焦子静、王子端等在西安西大街的富平会馆里创办了西安健本学堂,胡景翼通过考试,成为该校首届学生。健本学堂是同盟会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胡景翼深受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10年2月,经井勿幕、宋元恺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入会后胡景翼的革命活动更加努力。他通过新军中富平老乡关系,主动到新军中去联络进步官兵,连新军中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等人也很快都联络上了。张云山、万炳南等对胡景翼这个青年学生的丰富学识、高超武艺及其超乎他人的侠义性格非常赞赏。为了进一步联络会党势力,胡景翼加入了哥老会,并介绍井勿幕、李仲三、邹子良等革命党人也参加了哥老会,有力地促进了陕西的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盟。

李仲三,名宗唐,陕西潼关县港口镇寺角营人,清附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学堂。他性格爽直,疾恶如仇,在师范学堂上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他冒死结交刀客严孝全的事,已成为史上佳话,一百年来,一直传颂不衰。

这一年,晋、陕、甘三省刀客领袖王振乾(王狮子),被华阴巡防队诱杀,其徒严孝全(严飞龙)接掌其众,继续与官府秘密对抗。同州巡防马队多次围攻金水沟,都在严孝全率众英勇反击下惨遭失败。有次马队挑选精锐一百多人,发誓要歼灭严孝全,结果经三天三夜激战,马队伤亡十八人,而严孝全守寨子仅有的四十余人却无一伤亡。

此事传开,严孝全威名远播,官府更为震动。于是调兵遣将,缉捕更为急迫。严孝全为暂避其锋,或远走他省,或藏身寨堡深匿不出。

为了争取和联合严孝全这支反清力量,李仲三与胡景翼徒步前往朝邑县寻访。此时正是官府搜捕严孝全最紧急的时候,严的行踪极为秘密。如何才能找到严孝全呢?李仲三和胡景翼决定先到王振乾家寻找线索。于是,他们带上点心和香纸、蜡烛等祭品,径直到朝邑县城西关王家,装做茶商,说是王振乾生前好友,到王振乾灵前祭奠了一番。祭毕,即向王的遗孀询问严飞龙的下落,但王妻却说她全然不知,结果没有得到有关严孝全的任何信息。李仲三比胡景翼年龄大些,因长得粗黑,人称“李逵”,但他做事特别认真,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劲头。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查访严飞龙的踪迹,让胡景翼返回老家富平去联络那里的刀客。

李仲三第二次又到王振乾家,虽仍没有得到严孝全的什么消息,却从王妻的言谈中,听到严孝全有个叫杨恩贵的手下弟兄正被押于官府牢中,于是决定从杨恩贵身上再找线索。

李仲三带上酒饭,深夜翻墙潜入牢房,密晤杨恩贵,慰之以酒肉,长谈今之来意。当李仲三问到如何能与严孝全相见时,杨恩贵却始终只有一句话:“这人已经死了。”后经数次周旋,李反复说明自己是革命党,准备联络严孝全共图革命大事,并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杨恩贵这才说出了严孝全的具体住处——朝邑县北边金水沟北柿子村。但怎样才能和严孝全见上面呢?两人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看来只有设法把杨恩贵救出牢狱,叫杨带着李一同去才行,除此别无他法。

为了营救杨恩贵,半年之内,李仲三先后三赴朝邑,但都因经济困难,拿不出大量银子赎人,也没有有权势的人相帮,终未能把杨恩贵救出。然而经李仲三连续多次馈赠生活费以及几度狱中深夜密谈,杨恩贵深受革命道理启发,亦深为李仲三对严孝全殷切仰慕的真诚义气所感动,终于答应为李仲三进一步介绍。

1911年3月下旬,李仲三按与杨恩贵约定的日期,到朝邑狱中见杨。杨恩贵说,他已经把李的情况捎信报告给严孝全了,并将严孝全及其贴身护卫的个头、长相详细讲述给了李仲三,说每年农历二月初十到二十,北柿子村都有十天大会,严孝全一定会出来逛会,叫李按他说的严的长相到会上去找。李仲三立即变儒服为江湖游侠装,着短衫,青绸裤,大发辫盘绕于脖颈,腰系白洋布大带,脚蹬麻鞋,缚扎裤腿,手提铁棍,直奔北柿子村。农历二月初十是大会第一天,人山人海,特别热闹。李仲三在人海中奔跑了几个钟头,没有见到严孝全的影子。正在着急,忽然看见来了三个不同于农民装束的人,每人腰带上都别着一支六轮手枪,右手还提着一支十三响的快枪,中间的那位,就特别像杨恩贵讲述的严孝全的那个样子;左右两个侍从也像杨说的严锡龙和王银喜。李仲三喜出望外,鼓起勇气迎了上去,向三人直通姓名并说明来意。中间的那位把李仲三仔细端详了以后,慢吞吞地说:“客人,你认错人啦。严孝全早已死了。”李仲三诚恳地说:“你老兄肯定是我要找的那位英雄。我是自己人,专为你报消息来。”话刚落音,中间那位伸手把李的行李包袱和铁棍一齐夺在手中说:“我们一同到寨子上谈吧。”一路上,那两个侍卫不停地说:“好大的胆子,敢到我们这里来!”

到了寨子,严孝全等人把李仲三严加盘诘,并派了三个人将李仲三严密监视起来。

第二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王银喜带了三个健壮卫士,杀气腾腾走进门,把李仲三从被窝里拉出来,其中两个人抓着李的长发辫子,一直拉到一个空场上。空场上遍是瓦砾荆棘,刺在背上,疼痛难忍。王银喜手执一把雪亮的马刀,紧逼着李的脚跟,大声喊道:“客人,你还是老实告诉我们吧,你若是马队上的人,我们将你放回去,绝不伤害你;如果不说实话,今晚就要你的命!”李仲三咬紧牙关回答说:“我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人,叫你们来一起闹革命的。”王银喜喝令同来的几个壮汉拿着牛皮鞭子结结实实地打,前后打了几个小时,直打得李仲三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气绝而又复苏者数次,但李始终还是那一句话。最后,王银喜威吓着说:“把这家伙的一只脚给剁了,叫他学鞋匠去。”到后半夜,这些人把李仲三拖了回来,将李仲三的长辫子从墙壁上一个窟窿穿出室外去,拴吊上李带来的那根铁棍,同时用湿麻绳把李的双手拇指交叉绑在一起,使得李仲三不但不能躺卧休息,就连动弹一下都不能。李仲三就这样带着遍体鳞伤,在墙角一直站到天亮。第二天早晨,严孝全到房里来,说“是谁把客人绑在墙上,快放下来”。这才把李仲三放了下来。

严孝全对李仲三的话将信将疑,更担心他是巡防营马队派来的奸细,所以杀也不行,放也不行,就由其手下每天变着法儿折磨李仲三,看李仲三会不会招认是官府派来的。这其间李仲三还差点被严孝全手下装入麻袋扔进黄河,多亏井岳秀因多日等不着李仲三回来,担心其出事,赶紧托同州(大荔)师范学堂教习、同盟会员寇遐前赴朝邑探询,经寇遐解释营救,严孝全这才相信李仲三确是革命党人。被折磨了整整十天的李仲三,终被严孝全以礼释之。临别,严孝全非常诚恳地对李仲三说:“我在四川时听说过孙中山和黄兴。待他日起事,我定以两千之众听您指挥,黄河两岸交给我,包打先锋。”

辛亥革命时,严孝全被任命为秦陇复汉军第六协下的标统(团长),率众渡河援晋,克运城,战茅津,继而西援礼泉,战功显赫。

胡景翼在富平县的联络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他通过同乡和亲友的关系,先后与刀客首领王守身、石象仪、胡彦海、马正德等取得了联系,同时还结识了帮会组织的田春耕、田玉洁、徐天兴等人,把这些人引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人在辛亥起义和其后的革命斗争中,都成为井勿幕和胡景翼武装部队的骨干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胡景翼此后还策划营救出了正在富平狱中被关押的哥老会头目向紫山。辛亥革命中,向紫山统领的“向字营”,在西路保卫战的冉店桥之战中大显神威。

在联合会党、刀客的同时,井勿幕还领导同盟会积极加强掌握新军的工作。

陕西新军,即陕西陆军混成协,亦称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协相当于民国军队建制的旅。陕西陆军混成协,是清廷统治陕西的重要工具,是由原常备军改编而成。到1906年,有步兵两标(团),共计士兵三千九百三十六人,军官二百二十名。1909年,陕西新军又增编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连)。此时在新军中,哥老会的势力非常大,人员发展也非常快速。要想掌握新军,一是要将当时把持新军实权的顽固分子打倒;二是要把新军中势力强大的哥老会各个山堂的头目争取过来。

新军中原有同盟会员张作栋(生午)、彭仲翔(世安)、张聚庭(光奎)、朱叙五(彝铭)四人,均为下级军官。1910年春,由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军保定速成学堂相继毕业返陕二十多人,都分发到新军各营任职,其中有同盟会员钱鼎(定三)、曹建安(位康)、党自新(仲昭)、张钫(伯英)、张仲仁(宝麟)五人。这一来,军中同盟会员增至九人,对在军中推动革命更加有利了。他们当即在城内西岳庙设立武学研究社,作为联系外界同志秘密工作的处所。

1910年11月,同盟会员彭仲翔、张聚庭等联络新军军官三十余人,列举把持新军实权的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贪污受贿、滥用私人等十大罪状,由同盟会派人将王控告于陆军部,同时又由被同盟会人李仲特、郭希仁等掌握着的省咨议局,将王毓江上诉至清廷咨议院。同盟会又在各种报刊上大造舆论,相互配合。强烈的抗议声浪,迫使王的后台陕西巡抚恩寿不得不撤了王毓江及其党羽十多人的职,于是,留日士官学校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回陕就职新军的同盟会员及进步青年军官们,都被依次升职晋级,获得了新军基层的号令与调遣之权,开始在新军中大占势力,而军人加入同盟会者亦越来越多。

军中许多士兵此前都加入了哥老会,哥老会在军中建有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舵,营有营舵,各级“舵把子”能够很好地掌握属于自己的一帮哥弟。军官钱鼎、张仲仁等人,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哥弟,经他们多方宣传串联活动,两三个月时间,就把各营队哥老会的头目都说服了,愿意接受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并愿跟着革命党人一起干。不少头目反过来加入了同盟会。士兵中的革命力量与哥老会成员逐渐为革命党所掌握。

为了更好地巩固这个基础,依照当时社会上特别是会党刀侠所通行的讲究,同盟会决定在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的大庙堂举行一次歃血结盟仪式。

歃血结盟,是有其自古传下之成规的,在结盟仪式上,结盟者须得在嘴边涂上现场宰杀的牲畜之血,或共饮鸡血酒,以示立盟之诚。这就引起一些同志的担忧,有人提出,大庙堂是佛家净地,在大庙堂杀生合不合适?经大家充分讨论,意见终归统一。井勿幕在总结时说:“我们信佛拜佛,为的是积德行善,普救众生,现在我们结盟闹革命,誓共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这是在救万民于水火,应该说这是最大最大的行善积德。这次结盟虽要在庙堂杀生,但其实质是在救国救民。只要我们心中有佛,我想佛祖不但不会怪罪我们,相反还会保佑我等。但话说回来,在结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尊重寺内佛家众僧的。为此,到时必须组织一批弟兄将大庙堂与殿外严密隔离起来,这么做同时对结盟仪式的安全进行也很有必要。”

191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三),西安城南的大慈恩寺钟声洪亮而悠扬,古老巍峨的大雁塔,迎来了一批不寻常的“游客”。大庙堂佛像前,端端正正地设了一尊关圣帝君神位,供桌上献上蜡烛香表。参加盟誓的人陆续到来,有同盟会首领井勿幕及各界同盟会骨干,有新军中活动最尽力的同盟会员钱鼎及其盟友等,有新军中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及各标舵、营舵等,还有哥老会各山堂的“龙头大爷”及社会其他会党头目。大家共推哥老会中资历最老的新军一标二营营舵朱福胜主盟。朱福胜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二营做饭的火夫,但实际上却掌握着全营一半以上的士兵。这次结盟,在直接参加结盟仪式的人数上,他们仿效水浒梁山聚义时分封三十六天罡的做法。哥老会等洪门组织中人,数百年来,一直认为三十六是最大吉大利的数字,特别是在结盟拜把子时。所以,这次结盟的组织者,在充分考虑到诸如同盟会、新军各营营舵、哥老会各山堂山主及社会各阶层等方方面面都能得到平衡和照顾的情况下,事先确定好了直接参加结盟的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是:井勿幕、钱鼎、张钫、胡景翼、邹子良、李仲三、张聚庭、马开臣、党自新、张仲仁、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陈树发、朱福胜、马玉贵、马福祥、刘世杰、郭金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汉、张玉成、曹建安、郭胜清、张建有、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得贵、朱叙五、刘仲明、李长兰、邱彦彪、薛建侯、王克明等,号称三十六弟兄。

按照此前议定,他们安排了一些人,扮作游客闲人看热闹,形成很自然的一伙围观人群,特意将庙门遮挡得严严实实。

这时,做盟主的朱福胜带领所有参盟者向关圣帝君上香燃烛,行叩拜礼,接着,他点燃一炷香,口中大声念道:“关圣帝君在上,今有朱福胜、井勿幕、钱鼎、张云山等三十六人,自愿结为异姓兄弟,愿在神前盟誓。这头炷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交。”说完,便把这头炷香插到香炉上。然后又燃起第二炷香,大声念道:“二炷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完,将第二炷香也插入香炉。接着再点燃第三炷香,继续念道:“这第三炷香,效法‘梁山一百单八将’,大哥不大,幺哥不小,兄弟平辈排排坐,不分贵贱高与低。”说完,把第三炷香也插上。

待三炷香燃起插好,朱福胜站在前边大声说:“如有此时后悔,不愿与众盟誓者,在这三炷香烧完之前,可以自行退出,决不留难。三炷香后,必须终生遵照誓言,如有背盟,甘愿受罚,要手给手,要脚给脚,三刀六个血窟窿,决不皱眉头。有关圣帝君在上,躲得过阳报,躲不过阴报。”朱福胜说完,众人都看着那三炷香。香烟缭绕殿堂,全体寂然无声,大殿中一片庄严肃穆。

不大工夫,三炷香燃尽。只见朱福胜左手抓起一只大白公鸡,右手刀刃往鸡脖子上一抹,将那随刀涌出的殷红的鸡血,滴入早已备好的一大缸酒中,又顺手抓起一个粗瓷大碗在酒缸中搅了起来,待把鸡血在酒中搅匀,舀起一碗,用右手三指蘸上鸡血酒按在自己脑门上,仰起脖子,将碗中血酒一饮而尽。

接着井勿幕、钱鼎、张云山……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照着朱福胜的样子,壮怀激烈而无比虔诚地饮完鸡血酒。大家重新对着关圣帝君叩拜之后,歃血结盟仪式遂告结束。

大雁塔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进一步巩固了陕西地区同盟会、哥老会、军学各界以及刀客侠士等反清组织的联合和团结。至此,陕西各种反清力量,终于形成了大联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起义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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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辛亥革命在三秦

第一节 泾阳柏氏花园会议

1910年4月,井勿幕衔总理孙中山先生之命由沪归陕,在泾阳县西北乡之柏氏花园,召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负责人及会党首领会议,传达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总部重要指示。孙中山及总部指示:鉴于南方起义屡遭失败,欲改从西北发动。柏氏花园会议详细分析省内外革命形势,制定了在陕举行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商定了通讯联络方法及其问答暗语,筹备起义武器。会议决定由新军军官钱鼎等人负责运动新军,由李仲三、井岳秀、胡景翼等人联络和开导关中刀客,同时还安排了革命宣传歌谣的编制与散布工作。会议还决定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西安和渭北两地分头进行,并作了详细分工。会后,井勿幕又匆忙赶到西安,召集因故未及参加柏氏花园会议的邹子良、郭希仁、张云山、王荣镇等骨干会员在小雁塔集会,进一步商讨陕西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由邹子良等立即在耀县的庙湾和宜君的马栏山再分别购买几座山,扩大原有据点,作为训练、养兵之地。

历时二十多天的柏氏花园会议,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之后,陕西的革命进程进入起义的发动阶段。柏氏花园会议,实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大转折点。

会议结束,与会者在花园内的水榭亭合影留念,井勿幕指着“水榭亭”三字对大家说:“他日国事克定,而吾人尚在者,当复置酒高会于此,斯不朽之盛事,媲美‘兰亭’矣!”

柏氏花园会议的所有会务开销,包括二三十名与会者的食宿交通费用,全由会议的东道主、柏氏花园主人、同盟会骨干会员柏筱余承担。

柏筱余,名惠民,陕西泾阳县西之柏家村人,泾阳巨富之一。他慷慨好义,在乡里大力捐资兴学,给泾阳县捐万金作教育基金,他还捐巨资兴工三个月,将坡度峻急、车旅畏行的通甘大道临泾渡口重新修筑,使之化为坦途。他好论古今兴废,关心中外时事,在井勿幕、高又明等民党人士启发影响下,热情支持赞助并参与同盟会组织的许多反清革命活动,并于190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泾阳柏氏花园会议之后,革命形势快速发展,全陕同盟会员人数已上千名。后再经7月9日大雁塔三十六弟兄歃血结盟,在新军同盟会员钱鼎等人的努力下,以张云山开的“通统山”山堂为基础,共建起“同盟堂”,从而掌握了新军士兵弟兄三千多人。

1910年秋,井勿幕与四川的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经上海赴香港,与黄兴一起筹划部署广州起义。待广州起义筹划部署既定,井勿幕匆匆回陕,安排西北策应事宜。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次日失败,死难八十余人,后集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其时井勿幕由陕急赴广州参加起义,因路途不畅,未能赶上,故得免于黄花冈之难。他在同盟会总部的会议上沉痛地说:“吾党精英,损失殆尽,若不迅图急进,将来更不易举。”“吾等应即刻由西北发难,收南北呼应之效。”孙中山先生非常赞同井勿幕的观点。

就在此时,四川人民保路斗争爆发。

清末修筑铁路原准商办,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商民,购买了大量铁路股票。1911年5月下旬,清政府向英、法、德、美借款千万镑,后又加入日本借款,作为收回铁路的基金,废弃铁路商办法案,停止川楚铁路租股。清政府这项措施,使握有大量铁路股票的有产者陷于破产。于是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组织起“保路同志会”,起而请愿示威,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四川民情尤为激昂,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伦等十余人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被赵扣留于督署。成都民众数千人齐集督署门前要求释放代表,赵尔丰遵照清廷“格杀勿论”上谕,竟下令开枪射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四十多人。荣县、华阳、新津等县,遂爆发了龙鸣剑、王天杰率领的武装起义。清廷派到四川的湖北新军陷入四川人民的反抗浪潮之中。后清廷从陕西新军的两标步兵中抽调其第一标进入川北,以备镇压保路武装起义民众,西安只剩下步兵第二标。

成都血案发生后,全国革命高潮激浪骤涨。

井勿幕于5月折返西安后,立即布置陕西同盟会员在各地分头行动,相互配合,并亲自与新军中哥老会党人钱鼎、张云山、万炳南等密谋筹划起义之事。他与胞兄井岳秀将家中珍藏的名人字画挑出两箱,交付张奚若带去日本购买军火。6月,他又与杨叔吉等人到西安满城,仔细侦察地形和敌情。

从春到夏,井勿幕先后派邹子良、胡景翼等赴渭北招募游侠勇士,组织革命武装;派李仲三等到东府联络刀客;派王荣镇、师子敬、陈德贤等分赴山西、甘肃、四川联系当地党人;派高又明等去秘密设厂制造炸弹。随后,井又亲赴黄龙北山,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同盟会员去建立起义根据地。他嘱咐郭希仁、李仲特、焦子静等留守省城,沟通各方,待机行动。

弓在手,箭在弦,陕西举义,一触即发。

这期间,哥老会、勤工社等组织曾分别有起义的决定,均因其各方面条件欠成熟而被同盟会同志劝阻。

1911年9月下旬,井勿幕等同盟会领导与哥老会诸首领及新军有关同志一起密议,决定由省城的同盟会联合新军和哥老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届时响应。事先约定,中秋之夜一看到天上的明月就动手,而且事先已在西安大街小巷及关中渭北城乡到处张贴了传单,告知并号召民众八月十五起事。但临到八月十五,西安及关中,包括渭北各地却连降大雨,加之当时驻扎西安城内南校场巡防队里的哥老会弟兄们尚未联系好,而清兵此时防范又特严,起义只好暂予延缓。

10月17日,各方又在小雁塔附近开会。此时已得知湖北武昌起义成功,于是众议,改定井勿幕、胡景翼等率刀客在渭北举义,钱鼎等人策动新军在西安策应,起义时间定在10月29日。因这天是星期日,每逢星期日,军营内除各级值日官留营外,其余大小军官都进城玩乐或回自己寓所去了,动手方便;另外,只有星期日,士兵才可三五成群进城,不会引起注意和怀疑;特别要提及的是,那些驻守在贮存武器弹药的陕西军械总局(通称“军装局”)的巡防队,在星期日这天,照例只留少数站岗值勤的,其余全都放假休息,防范特别松懈,起义容易得手。

议定之后,井勿幕立即赶赴渭北布置安排,并在黄龙山加紧组织训练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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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阎相文、冯玉祥督陕

第四节 井岳秀苦心偏守榆林

当杨虎城率部到达陕北井岳秀部防地,井岳秀不顾个人安危,抗拒北洋政府对杨虎城的通缉,同意杨部进入自己防区休整。当时因杨虎城本人目标太大,经商定,杨拟暂时表面上脱离部队,闲住榆林,杨的部队则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第二团,以杨部原副司令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辖三个营,分驻于定边、靖边和延安、延川及横山。与此同时,井岳秀上报北洋政府和陕西省督府,说杨虎城已脱离军队,只在榆林闲住。

杨部官兵安置就绪后,杨虎城带着幕僚北上榆林见井,井岳秀亲自乘骑出榆林城南二十里至三岔湾迎接。二人并骑入城,进镇守使署后,井即为杨一行设宴洗尘,并安排杨虎城住在镇守使署花厅。从此,井、杨朝夕相会,亲如兄弟,井还将其妾张凤仪的妹妹嫁予杨虎城,并将杨夫妻俩安置于贾盘石中巷院内居住。

井部咨议赵锡年赴洛阳送参加学兵队受训的学员时,吴佩孚对赵当面训谕:“你回去向井镇守使传达我的命令,着他立即把杨虎城枪毙,不得违误。”

井岳秀顶着巨大压力,冒着极大风险,尽其心力保护着杨虎城的安全。

杨到榆林不久,突患伤寒重病,高烧多日,昏迷不醒,井忧心如焚,每日必亲往探视,延请榆林名医郭瑞西为杨尽力医治,井亲自审阅中医处方,并派专人悉心护理,直至杨病痊愈。

当时井岳秀所部经费相当紧张,给养自顾不暇,此刻一下突增杨部千余人马,使井为双方供给问题深为焦虑。他在致师子敬、南右嵩的求助信中写道:“虎城来榆,不能给养,即勉为收编,将何以善其后?自幕弟惨故,虎城多次狙击叛逆李栋材,不能对之不起,希向省方转言,盼为解决。”井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以保按月供给杨部人马经费,并将三边一带的“禁烟罚款”让予杨部包收。此项罚款,逢旺月每月可收回四五万元,以资对杨部贴补。

杨虎城病情稍有好转,一天,井去看杨,趁旁无他人,井对杨说:“民五年我北上之时,幕弟曾对我说,袁世凯虽死,但北京政府仍为北洋军阀所控,全国真正的共和,行尚维艰,而陕督陈树藩认袁做祖,背离革命之道越来越远,幕弟免不了要在关中重组革命武装,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宏愿。他要我借与陈树藩及北洋政府这个隶属关系,力求稳定陕北,以陕北为依托,而保关中及陕北之两全。幕弟说,如果他在关中获胜,就同我联合一起去攻北洋政府,倘若他在关中失利,则其所部即可退入陕北,以待时机再起。所以我自奉命驻守榆林至今,一直谨守幕弟所嘱这一革命长远方略,始终从有利于保住陕北这块根据地的总原则出发。就连幕弟曾任总指挥的靖国军长达数年的反段(祺瑞)驱陈(树藩)斗争,我都信守幕弟之嘱,而尽量在表面上持之中立。幕弟今虽惨故,但靖国军的革命力量我不能不替他保护。这次你率部来到陕北,就等于我幕弟率部退到陕北。你放心在这儿休整,待机会来了,我再送你率部打回关中去。”杨虎城流着热泪说:“十哥,我一定抓紧练兵,跟着孙中山先生把革命干到底!”

在井岳秀全力掩护帮助之下,杨部官兵在陕北操练休整,养精蓄锐,部队整体素质飞快增长,战斗力大大加强。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的胞兄井岳秀,字崧生,出生于陕西蒲城县井家堰,比勿幕长整整十岁。在家族同辈中,岳秀排行第十,所以人称“井十”,呼为“十哥”,清武庠生,毕业于陕西武备学堂。

1905年冬,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的井勿幕从日本回国,带回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还带回孙中山先生写给井岳秀的亲笔信,请井岳秀协助勿幕开展革命工作。井岳秀深受鼓舞,立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同弟弟勿幕一起,积极投身革命,奔走于西安及渭北各县,半年左右,就秘密发展同盟会员三十余人,成功地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井岳秀把自己家在西安四府街开设的老商号“公正纸店”用做同盟会秘密聚会点,并拿出家中钱财支持革命。

1907年,同盟会员李桐轩、陈会亭、常自新等组织蒲城县教育分会,分会的职员和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绝大部分都加入了同盟会,井岳秀担任教育分会评议员,领导师生向当地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向群众宣传革命,引起了以县令李体仁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蒲案”。蒲城同盟会员们一面向省教育总会控告、向社会揭露李体仁残酷迫害师生的罪行,一面设法要除掉县劝学所总董兼巡警总办张晓初。一天黑夜,井岳秀独自潜入张的卧室,张惊而大呼救命,房外即有人应声奔来,井岳秀立即出刀,朝张头颅狠狠劈下,可惜天黑,这一刀只劈伤了张的右颊,未能毙其一命。第二天,井岳秀去劝学所,佯装探视,对张说:“这是哪个刀客干的?”发觉张对他已有怀疑,即离家出走。

1909年11月16日,陕西省咨议局在西安西大街西段路北今儿童公园处成立,井岳秀被选为驻局议员,他所在咨议局的办公室,即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据点。

1910年4月泾阳柏氏花园会议拟定了在陕西发动起义的计划及具体实施办法后,为购置军火,井岳秀同弟弟勿幕,把家中珍藏多年的名人字画挑选了两箱,交付张奚若到日本去换购武器,其中有王石谷、郑板桥的画及刘石庵的书法等珍品。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井岳秀、李仲三和李天佐先到市中心钟楼西边的鼓楼处,得到钱鼎拨给的五十余人,立即率往北校场,夺得军马,释放了监狱囚犯,转回头率众又迅速赶到东县门,占领军装局,将缴获的枪弹发给囚众,带领他们参加会攻满城,于次日光复全城,起义成功。

西安光复后,井岳秀立即于26日同焦子静、李天佐等分赴渭北各县督办民团,当时其侄井溥文已招募游侠三百人,请井岳秀接管,井岳秀很快将渭北革命武装发展壮大起来。

10月31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委任井勿幕为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不久改为河北(渭河以北地区)安抚使,经略同州一带军务,井岳秀同胡景翼、曹世英、郑庠等在其下分任统带。

12月,陕西军政府应山西民军请求,井勿幕、陈树藩率井岳秀、胡景翼、严孝全等部,分路从大庆关和合阳的夏阳东渡援晋,1912年1月初,陕军攻克蒲州(今永济县)、解州、运城,解除了清军对山西革命军的围困,并援助陕西东路战场,阻遏住清军西进潼关。时井勿幕守茅津,井岳秀守平陆。不久,陕西西路战场告急,井岳秀即随井勿幕率部与胡景翼等回师陕西,转战乾州、礼泉间,井岳秀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深得革命军官兵拥戴,为阻击西路清军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岳秀同陈树藩率部从山西回陕时,山西革命军也同时酬谢他官盐二千“名”(每名三万斤),井将自己所得赠盐全部上交陕西军政府,以充军用,他自己没有私留一星一点。

1912年春,共和告成,井岳秀支持井勿幕裁兵倡议,首先带头缩编,将所属大部遣散,缩编为一个团,后又缩编成一个营,驻防大荔。

井岳秀为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为组织革命军,为会攻满城、推翻帝制、保卫共和,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那种舍生忘死、敢于拼杀,以及为革命捐弃家产、为共和顾全大局带头缩编的英雄气概和高尚行为,深得人们崇敬与怀念。

1913年5月,陕北发生榆林、神木、横山、响水等处因政府强迫农民铲除烟苗激起反抗,杀死县知事、铲烟委员、团总等而遭巡防队镇压捕杀的事件,省督张凤翙派井岳秀北上处理善后事宜。9月间,井率部到榆林,时事件已经全部结案了事,善后工作亦已妥善处理,但井岳秀认为事件的过错不在闹事百姓。他召集各县知事开会,态度非常明朗地强调:“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首先是省上指示不详尽。禁烟令本应早先下达,不违农时,即便要铲烟,对农民生产也应作适当安排。只有这样做,群众对禁烟才不会反对;但这里,禁烟令下达的时间已到农历四五月,农民地里早已种下了烟草,如果遵令铲除,群众生活就成问题。榆林官员既不考虑实际情况,又不向上峰反映,便派人下乡武力铲烟,造成不应有的流血恶果,这是极端错误的做法,应该引以为戒。现在应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已铲除的免交烟税,未铲除的,等收割后再不许种烟。今后各县都要以安定民生为本,还要大力宣传破除迷信,再不许组织神团,要劝告群众安心生产。”

此时,适逢外蒙古库伦受帝俄蛊惑而独立,并暗中鼓动内蒙古六盟脱离中央,河套伊克昭盟的七个旗同时受到影响。井岳秀商请伊克昭盟盟长福亲王召集七旗王公开会,井在会上陈述外附七不可的理由,感动福亲王和诸王公,河套伊克昭盟遂坚决内附,并草拟檄文和宣言,声明听从中央。

1915年初,井岳秀部奉命由榆林开回大荔。

1916年,井岳秀升任第三警备区司令,8月间改任团长,奉命率部再次北上,于同年冬抵达榆林。

井岳秀驻守陕北,坐镇榆林,首先派兵大力剿灭境内土匪,安定辖区民生,使所在地面得以尽快恢复安宁。他发誓绝不卷入军阀混战,也绝不向四邻扩张地盘,这就使榆林的百姓幸免了无尽的战争支付与毁损,更避免了许多战乱伤残与牺牲。他尊重各族人民风俗习惯,提倡蒙汉和睦共处,并主动结好四邻,与关中和晋、绥、宁、甘以及伊盟王公修好关系,保持周边相安无事,并派军队保护商贾与蒙古开展贸易往来。

一次,井去洛阳见吴佩孚,吴想给井增加实力,以便将井培植起来供他驱遣,遂问井:“是否想要扩充军队?”井不假思索,随口回了吴佩孚一句:“国家多一兵,即多一土匪!”吴顿时愕然。

井只求拥兵自卫,一心一意保护陕北二十三县人民的一方平安。

井岳秀在陕北设立自治会,设置参议、顾问等职,吸收各界名流参政议政;他倡导并督办地方民团,维护地方治安;他大胆使用人才,委认杜斌丞扩建并执掌榆林中学,委任贺连城为师部军事法官,委任谷连舫为三边警备司令,委任崔焕九、曹颖僧等任各县县长。这些人在井的支持下,都干出了突出成绩。

井岳秀特别重视对陕北青年的培养,努力于重教兴学。被称之为“榆林三杰”的高宗山、李正斋、王汉屏,以及徐绍林等人,都是井资助在北师大毕业回榆,都对陕北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井还亲自筹措巨资,进行榆林中学的扩校建设。充足的经费保证使校长杜斌丞大展宏图,把榆林中学办成了全省一流的著名学校,而且成为陕北的革命摇篮。井还积极支持创办了榆林女师、榆林职中、榆林单级师范等学校,支持扩建了榆林县立高等小学。他还为每一位出外上大学的学生发放每人每年五十到一百大洋的助学金,当时陕北自治会委员、参议的月薪是三十元大洋。在井岳秀的倡议支持下,陕北各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当时的教育部给井赠以“敬教助学”的匾额加以鼓励。由是,陕北新一代的知识青年迅速成长崛起,成为发展陕北革命的中坚力量。

井岳秀还创办了陕北的第一张报纸《上郡日报》,大力倡导报刊对管区的民主监督。

为了促进陕北的经济发展,井岳秀创办了陕北地方实业银行,全国通汇,商民称便。他还创办了榆林惠记工厂、太原惠记军衣社、神木官碱厂等地方实业。1926年榆林炮厂安装了发电机发电,榆林人首次见到了电灯。井还支持把现代机器生产引进陕北,奠定了陕北毛纺、制革工业的基础。

井岳秀坚决剿灭匪盗,肃靖地方,提倡民主,推行自治,举办实业,重教兴学,尊重民族习惯,使蒙汉和睦相处,以及积极引进现代工业,大力开办银行贸易,着力发展地方经济,诚信与蒙通商,主动结好四邻,与周边和平友好相处等等,不但有益于人民生计,有益于社会进步,更有益于国民革命,当时陕北的经济、文化及工农业生产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井岳秀忠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用实际行动全力声援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热情支持榆林地区工农群众与青年学生“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反帝爱国行动,大胆重用进步人士,鼓励他们大力宣传科学、民主,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

与此同时,自1916年8月奉命北上守卫陕北,井岳秀偏守榆林,静观全国,审时度势,谨慎应对,及时调整陕北与全国政局的关系,因而得到各个时期中央和陕西最高当局的承认和支持。

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井岳秀为陕北镇守使兼陕西陆军骑兵旅旅长。

1923年秋,大总统曹锟赐井“岳威将军”头衔,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委任井岳秀为西北路联军总司令,后改任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

1924年冬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井岳秀为陕西军务帮办兼师长。

但不管北京城头的大王旗如何变换,井岳秀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之心始终不变。他一直未能忘记他同弟弟勿幕商定的为了国民革命,要“以陕北为依托而保两全”的长远方略。这次对杨虎城部的收留、支持和援助,正是他于关中革命力量遭遇非常之时在实践既定的革命长远方略,保护靖国军将领、保存关中这些年在西风烈焰中存留的这唯一一支革命力量,以期相机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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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赍壮志胡景翼督豫

第四节 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他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即于11月13日偕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王法勤、杨杏佛、焦易堂、孔祥熙、吴稚辉、陈友仁等三十多人启程北上,经香港、上海、日本,于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天津各界上万人的热烈欢迎。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冯玉祥派代表熊斌到津欢迎,胡景翼派代表寇遐去京迎候,并请孙中山先生到河南指导工作。

孙中山先生向天津各界发表了书面谈话:第一,说明他道经日本时,曾忠告日本朝野臣民,应本同文同种之谊,为互助合作之精神,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第二,说明赴京目的,并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召开国民会议,一俟时局粗定,当游历欧美,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优先权;第三,说明他对国民军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及驱逐溥仪出宫的举动表示满意。

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就已了解到段政府的所作所为,当听到段所派欢迎代表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之类卖国措施,大为气愤,他严肃地对许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却在维护不平等条约,既然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

当时天津民众给孙中山先生以竭诚拥护和坚决支持,曾上孙中山一函。函中写道:“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展,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唯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为吾辈革命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孙中山因病所累,在津居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于12月31日来到北京。这天,虽然朔风凛冽,乌云低沉,但前门东车站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数不清的学生、民众,人人手执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红绿小旗,伫立寒风中,翘首等待领袖到来。另有两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欢迎的人群中迎风招展。上午十一时,当火车开进车站,站在月台上黑压压的欢迎人群,立即秩序井然,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着,没有一人乱动,也没有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们只是使劲地挥动着红绿小旗,看着自己无限爱戴和崇敬的伟大领袖含笑徐步走来向大家答礼。

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先生贺年,做些表面敷衍文章。但京中各方热情前来拜谒的人群络绎不绝,日日堵塞门庭。

孙中山先生到京后,冯玉祥一直没有前来相见。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首都革命刚开始时,国民军雷厉风行,呈现一派革命新气象,但不久局势逆转,其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当孙中山到京时,冯先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均与北京相距并不很远。但冯明白,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北上来京,是由于胡景翼、孙岳同他等人的真诚相邀,可等孙中山先生抵京,北京局势已远远不同首都革命之初了。他此时即使见了孙中山先生,又将如何解释呢!冯玉祥心中不胜愧对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的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甚一日,但他对北伐军进展情况,仍特别关心。当得悉北伐军已经顺利进入江西,将要到达吉安时,还特意吩咐人去江西一视。不料到1月25日,孙中山病势忽然转剧,第二天上午,即由北京饭店移住协和医院。医院于当日下午五时施行手术,医生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成不治。1月28日,孙中山由协和医院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

3月11日,大家觉得孙中山先生的病势逐渐危殆,就把事先由汪精卫写好的遗嘱拿到孙中山面前,请孙先生签字。其遗嘱为: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当时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之子孙科及何香凝、汪精卫、李烈钧、于右任等全环侍在病榻旁,孙先生的手已发颤。签完了遗嘱之后,休息片刻,他对汪精卫、孙科等众人艰难地说道:“本人此次北来,意在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期能达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虽死九泉也可瞑目了。”言罢,气息上逆,喘息不止。

1925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停止了呼吸,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九岁。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改造中国毕生奋斗,鞠躬尽瘁,燊然推翻帝制,手创民国,建树起千古未有之奇功,成就了毕世至大之伟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万流共仰,万古流芳!

孙中山先生逝世,举国震惊,全国民众悲痛至极,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广州大元帅府通电全国,决定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国葬,从而掀起全国人民拥护革命的巨潮。

西安全城沉浸在无比哀痛的气氛之中,各界民众于1925年4月15日在大莲花池,即今之莲湖公园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午十时,会场上已聚集五六万人,大会主席王授金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带领革命党人推翻几千年之封建帝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为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生奋斗不息的生平伟绩后,各界代表纷纷发言。与会者哀泣不已,群情激烈,在司仪宣读祭文之后,大会组织者散发传单,号召民众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学生和革命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游行。

三原、蒲城、兴平、富平、咸阳、渭南、乾县、泾阳、宝鸡、延安、榆林、汉中等州县民众,也都先后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追悼会实际上成了继续革命的动员会。

冯玉祥在张家口听到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悲痛不已,立即去电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孙科:“正纷纭待定之会,失中外共仰之人,遥望陨星,莫名饮痛”。他表示“先哲爱国,极堪佩仰,我辈自应力促进行,人竟宏愿”。并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

胡景翼当时右臂生一恶疮,他怀着万分崇敬和悲痛的心情,不顾正手术在床,带病立即在开封亲自主持群众悼念大会,并于3月16日致信已经到达北京的李烈钧、张继、徐谦等人,望国民党加强团结,继续革命大业。胡景翼在信中写道:“今西寇既平,而先生忽长逝。国家之不幸,正吾仁努力奋斗之时也。愿调和内部,与精卫诸兄谋,万勿因先生殁而使党有所变化。合兴分败,十年之覆辙可鉴矣。况时值狂风骇浪,同处一漏舟之中,更当相亲互助也。”

关于孙中山先生停灵公祭地点,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山堂。孙总理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属天经地义之事,但段祺瑞一伙却不以为然,竟坚决反对。治丧处主持人李烈钧怒不可遏地严斥段祺瑞的代表王耒;于右任亦大为震怒,竟到执政府找到段祺瑞,拍案厉斥。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社稷坛时,一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各界送灵群众十几万人,个个心情无比沉痛哀伤,在灵车经过的地方,人们顿足捶胸,呼喊着孙总理的名字,哭声潮涌。

3月23日开祭,段祺瑞不敢亲往社稷坛,谎称脚肿不便行走,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李烈钧气愤地站到社稷坛的台阶上,向致祭的数十万学生民众揭露段祺瑞的罪恶,他说:“因为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死了还是怕。”李烈钧最后高声说:“死总理吓死活执政。”群情激昂,怒潮难遏。

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殡群众三四十万,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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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北伐胜利北洋军阀寿终

第一节 张德枢赴晋救岳

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二十多万人马顿时灰飞烟灭,豫督兼国民二军军长岳西峰一下子没了消息,同人们半年多不知其下落。1926年夏,去太原打听岳下落而被阎锡山驱逐出境的岳的财政厅长陈君衍,到北京来找张德枢,告以岳现在押于太原的消息。张德枢二话没说,叮嘱家中除老父之外唯一的男丁、参加首都革命后曾在国民二军中任连长的侄儿张鲸涛,叫在家好好照料老少,自己立即带着岳西峰的亲戚胡硕甫前往太原去营救岳。

张德枢到了太原,先找晋军总参谋长赵戴文密谈救岳之事。赵告诉张, “岳西峰的确在此,但这是个特级秘密。奉军张学良专门来太原向我们要过岳,我们没有向他承认岳西峰在晋。”又说:“你来了很好,但此时先不要急于去见你的老师阎总司令,万一他把你‘礼送出境’,事情就难办了。你暂先住下,咱们再看机会。”于是,张德枢就与赵戴文的侄儿、留日时的学友赵圣怡一起,商量救岳之事。从赵圣怡口中,张得知自己的好友、二军高参刘允臣也被关押在太原。张知道,只要把岳西峰救出,刘允臣自然也就得救了。

一天,赵圣怡又告诉张德枢,说刘镇华的全权代表马凌甫此刻正住在太原,说马凌甫在太原是在定期提运阎锡山供给刘镇华十万镇嵩军围攻西安的军火弹药。张德枢一听再也坐不住了,他认为这可是件比岳在押更为重要的大事急事,他必须设法阻止阎锡山助纣为虐,不能叫阎锡山再供给刘镇华枪炮子弹,继续屠杀西安守城将士和陕西父老乡亲了。他立即去见赵戴文,说明“二军虽然失败了,但整个国民军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秦晋交好,对山西将来向外发展是有好处的,至少可无后顾之忧。现在山西扣押国民二军军长,又给刘镇华供应军火打陕西,这样做对山西到底能有什么好处?这只能激起陕人的极大愤怒与仇恨。山陕相邻,何必结此仇怨。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可都是非常重视秦晋结好的呀。再说,次老(赵戴文字次陇)您当年教导我‘同盟会员要永远跟着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国民军可是紧跟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的队伍呀!”赵迟疑良久,回答说:“理由很对,时机不到。”

张德枢回到寓所,对赵所说的“时机不到”反复琢磨。他猛然醒悟,此时正值直奉联合攻打国民军,而奉系张学良又以国民二军曾在天津打过奉系李景林而向山西要过岳西峰,此刻谁胜谁败,尚未见分晓,阎锡山当然不能将岳释放而得罪奉系张作霖和张学良。赵戴文所说的“时机不到”,其意应该在此。而山西不要再供给围攻西安的刘镇华军火,与释岳归陕当是两档子事。释岳归陕固然仍需待时,但停止接济和供应刘镇华军火,则不是时机不到,而是万分火急,刻不容缓。于是张德枢又去见赵戴文,开门见山地说:“次老上次说‘时机不到’,那是指释放岳军长的事吧,而我提出的山西不要再接济刘镇华军火去与陕人结仇,应该早是时候了吧。”赵点头说:“好,我会很快同阎总司令商量此事的。”

第二天,阎锡山下令停止了对刘镇华军火的接济,并把刘镇华驻太原的联络代表马凌甫也打发回陕了。

张德枢心中一阵高兴,在刘镇华兵围西安之时,他总算为守城军民和陕西父老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这时已进入1926年9月,释放岳西峰的事仍毫无进展。张德枢想,就凭自己个人的这点力量以及同阎、赵以往的那点师生情谊是不行的。他听赵圣怡说国民三军军长徐永昌近来回到太原暂住,于是立即去见徐永昌,托徐永昌向阎讲情。

这个徐永昌,就是后来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国投降并在其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位陆军一级上将。1915年到1916年,徐永昌与续西峰等因在山西筹划反袁被阎锡山通缉,曾由晋来陕在张德枢家避居一年有余,又一起参加了华山聚义,接着又同续西峰与张德枢一起再次逃亡日本,去向孙中山先生汇报晋陕斗争情况,徐与张的关系非同一般。首都革命后,孙岳于1925年下半年调任直隶军务督办,即委任徐永昌为国民三军军长。此时国民三军尚有一万多人马进驻于陕北府谷、神木一带,徐则暂栖于太原。阎锡山一心想把徐永昌及徐的国民三军罗致于自己麾下,所以对徐的所请,阎则尽量满足要求。与此同时,张还托时任山西警察厅厅长南佩兰也去和阎说。有这两人出面说话,果然生效,阎终于同意放岳。

其实放岳回陕的根本所在,不是人情是时局,是这时的时局变了。冯玉祥9月17日在五原誓师,且有电报给阎,劝阎一起响应北伐;特别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连连得胜,刘镇华的大后台吴佩孚败局已定,张作霖奉系亦必然失败。所以阎锡山的态度随之改变,从而顺水推舟,给徐永昌、南佩兰,特别是专程为此来太原的张德枢,送了个人情大面子。

岳释出后,张德枢为岳在海子边租了一所大院住下,后岳与张德枢又被徐永昌接到五福庵巷徐的家里去住。接着,岳西峰由徐永昌陪同,偕张德枢与同时被释的刘允臣一起去见阎,阎特设宴,宾主欢饮,尽弃前嫌。

1927年1月,岳西峰等准备经陕北榆林回西安,徐永昌派人护送,并将退驻榆林的国民三军李含英营拨归为岳卫队,由岳指挥。临行前,阎锡山特设宴送行,作陪的有参谋长赵戴文、警察厅厅长南佩兰等,阎非常客气,向岳西峰、刘允臣以及张德枢、徐永昌等频频举杯,连声说道:“以后有事好商量,好商量!”

刘允臣此时不想回陕,遂告别张德枢与岳西峰,潜居平遥,调护身心,闭门读书,半隐晋阳。

岳西峰一行到得三原,冯玉祥已在西安重新统编了国民军联军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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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张学良易帜,全国统一告成

1928年4月7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颁发了讨伐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实力集团张作霖奉军的总攻击令。4月10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达命令,以百万大军分别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三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南迄苏北海州,绵亘两千余里。

重返前线顽抗于山东战场的山东混世魔王张宗昌,与江浙五省联帅孙传芳,于4月30日晚间一起弃军渡河逃走。

奉鲁各军已经无力继续顽抗了。张作霖遂于5月9日下达了停战撤兵命令,决定退回关外。

5月上旬,国民军联军占领顺德、大名;阎锡山晋军占领石家庄、正定。张作霖的奉军于5月11日放弃德州,5月19日又放弃张家口。

5月30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

6月2日,张作霖发出通电,称“内战牵动外交,而历年来全国人民饱尝内战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遂于6月3日凌晨二时,上火车离京北去。

6月4日上午五时二十三分,张作霖所乘专列行至沈阳西北六里的皇姑屯车站——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的地方,突遭预谋埋置的三十麻袋炸药爆炸而受重伤,下午四时即不救身亡。

此案为日本人所为,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人要把中国东北作为他们关东军独家的“领地”,张作霖不太听话,日本人不愿意让奉系军队再退回关外东北,他们认为“巨头一毙,其他诸将必四散”,“满洲”问题即可解决。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其主谋人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对此亲口供认。

6月4日夜晚,已废清帝溥仪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由天津潜往大连,日本人准备用溥仪继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另建傀儡王国。

6月8日,阎锡山率军进入北京,南京政府决定北京改称北平,直隶改称河北。

6月10日,孙传芳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6月11日,阎锡山奉南京政府令,到北京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职,全权处理接收北京事务。

6月17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化装成普通士兵,混在兵车中回到沈阳,奉天省长刘尚清到此时才正式公布张作霖的死耗,同时公布张作霖遗令,任命张学良为奉天军务督办。

6月20日,最后一个地方军阀、新疆的杨增新宣布易帜,服从南京政府,执行三民主义。

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当日密电南京政府,表示服从,告以易帜不成问题,请北伐军可以收束军事,终止北伐。他又声明,因环境困难,东北易帜,恳请缓行。同时,他还分别致电国民革命军四大集团军各总司令蒋、冯、阎、李,建议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他本人绝对服从民意。蒋介石回信于张学良,对奉天推迟易帜表示谅解,并建议热河先行易帜。随后,热河即于7月19日通电服从南京中央政府,拥护三民主义。

7月6日,根据中华民国南京中央政府决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同赴北京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隆重的祭灵典礼,告慰中山先生,全国统一大业欣已完成。

直鲁联军头领张宗昌,此时也向南京方面输诚,但却暗中指使手下作乱,企图东山再起。张学良主动劝张宗昌归降中央,但张宗昌不听其劝,反公开通电要与奉军兵戎相见。张学良随即下令向直鲁联军进攻,并与前来讨伐直鲁联军的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白崇禧部协作。在国奉两军猛烈围攻之下,9月25日,直鲁联军全军覆没。

12月29日,张学良不顾日本阻拦,毅然宣布易帜。他在易帜典礼上说:“我们易帜,也就是不再想分中央的权力,把政权还给中央,以谋全国真正的统一。”这天,东北全境遍插青天白日旗。

12月3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同时分别任命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四省省政府主席及其委员。

民国以来,政潮汹涌,旗帜翻覆,军阀割据,无日不战,直到这第十七个年头,始告全国统一。

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终于寿终正寝。

陕西人民从十九世纪末自发的分散的局部抗争到二十世纪初有组织有纲领的联合行动,从星火寸炬到烈焰飙腾,一时虎聚龙集,风雷骤起,终于辛亥年在全国各省份中,第一个继武昌血钟惊鸣之后高揭义旗,摧猛陷坚,光复了西安和陕西全境,建立起北方第一个革命军政府;旋与东、西两路前来夹击的清军鏖兵广原,血肉相搏,保住了北方这唯一独有的革命阵地;接着二次革命、护国讨袁、护法靖国、首都革命、豫西歼憨、治理中州、逐刘驱吴、坚守长安、东征出关、参战北伐,驰骋于陕、甘、晋、豫、鄂、鲁、直、绥数省,与敌大小血战不下千回。三十年来,为共和,无数志士相继捐躯舍命;反军阀,阅十余载战绩无比辉煌。

二百六十七年的清朝腐朽统治,与数千年封建帝制一起彻底结束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亦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但人类历史总是曲折向前的,不久,宋哲元为了霸占陕西地盘,制造事端,蚕食、“围剿”陕军,残忍屠杀陕西军民,单凤翔一役,宋哲元就将所俘五千多名陕军官兵全部活埋或砍杀。当时负责指挥行刑的第十三军手枪营代理营长张宣武,写有一篇《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的回忆文章,已收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中,文中记述行刑之实况的确惨绝人寰。接着,蒋、冯、阎中原大战;再接着,杨虎城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打回陕西,消灭了宋哲元在陕残部,复苏陕政;再往后,日寇侵华,我军民八年抗战……

近百年来,陕西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专政的斗争中,始终高举革命大旗,走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争取民族彻底独立,为实现民主自由政治,为获得民生真正幸福,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当此胜利消灭北洋军阀之后,陕西人民满怀豪情,继往开来,再鼓西风腾烈焰,斗志昂扬地踏上了更加壮美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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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简介

于右任,名伯循,字诱人。“右任”本为其笔名,后以之为名行世,他本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之就着籍为三原人了。

于右任不到两岁,母亲就去世了。当时他的父亲在四川当佣工,他的伯父赴港经商后竟音讯全无。家中只有伯母和母亲二人相依为命。右任的母亲逝世前,伯母正回娘家视亲,一天夜间,伯母梦到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惊醒后心知其兆不祥,立即赶回家来,时右任母亲病已垂危,弥留中悲泣着将右任托付给了右任伯母。于右任后来在自述其青年时期时,曾无限感慨地写道,自己“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

于右任七岁入塾读书,1895年考中秀才,1903年中举。他的文章才气纵横,波澜壮阔,当时的陕西提督学政称誉他为 “西北奇才”。

中国封建社会用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始之于隋,成形于唐,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几个不同阶段。初级为院试,是在府一级地方上进行,士子们经童生试被录取者,称之为“生员”,习惯上叫“秀才”,秀才在乡里间即有了一定的身份地位。第二级为乡试(秋闱),在各省城贡院举行,生员(秀才)们经乡试考中者桂榜题名,称为“举人”,其第一名为“解元”。凡举人者,地方无权治罪,且即可酌情授以官职。第三级为会试(春闱),由礼部在京城举行,参试的举人们经会试考取者杏榜题名,称之为“贡士”(贡生),其第一名为“会元”;全体数百名贡生再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也叫廷试,通过者金榜题名即为“进士”。进士们按其成绩分为三等: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这前三名全都获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获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所有进士,全都授予官职。

1904年春,于右任赴河南开封应礼部会试(时因中国东北激战着的日俄战争的影响,礼部将本应在京举办的会试改在开封进行)。这时清廷接陕甘总督升允关于于右任“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请旨查究拿办,以遏乱萌”的奏文,即下密旨,“革除其举人,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幸于父得此消息,重金雇人飞驰开封报信,于右任始得脱身,潜逃上海。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反清、反帝、反军阀,成为中国国民党元老、创建民国的元勋。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他恢复了上海商船学校,并首先试行铁路夜间行车,开创了我国火车夜行的先例。

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后,于右任返沪创办了上海大学,他使该校成为培养革命青年的名校。

1924年,于右任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常委。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执政府国务院,任命于为内务总长,于表示“绝对不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京沪等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激于爱国义愤,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卫戍司令张道藩竟要带军警镇压学生,时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为使学生免遭毒手,极力苦劝,张道藩不理,于救学生心切,竟向张道藩下跪求情,并亲自找蒋介石,才制止了这次惨案的发生。

1949年1月,为促进国共两党北京和谈,于右任作了很大努力。和谈破裂后,于右任于11月29日到了台湾。这位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忠诚追随者、真诚的爱国者,到台湾后,经常思念大陆,思念故乡,盼望祖国能够统一。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台北。其亲属在一个铁箱子中,发现于右任于两年前写的两张字条,一张上写着:“我百年之后,愿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另一张上写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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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铭 千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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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井勿幕墓志铭

井勿幕,字文渊,陕西蒲城人也。家世大侠,少与兄崧生习手臂,十二岁,以家中落走重庆,依戚属居。稍长,游日本,入大成,经纬诸学。同盟会起,密署陕西支部长。陕西光复,自勿幕始也。时民党多少学子,勿幕归,独结田野奇材为用,亦与诸儒先相要,多应者。清宣统三年九月,同志谋起西安,以应武汉。时勿幕在耀州,仓卒推张凤翙摄军事,阴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使人晓譬,言:“亟易主帅,徒自扰。”乃推任陕北招抚使行,收兵徇直北诸郡县,下之。渡河欲规复山西,山西已独立,乃还渭北。渭北者,陕西繁富地,泾阳、三原诸县在焉。勿幕部勒士卒,毋得犯民间尺寸,渭北大安。时诸将虽有功,然皆以勿幕为纲纪。南北既一,勿幕即遣散士卒,遗一旅付陈树藩,而身走上海,期读书偿素愿,习国文、英吉利、德意志书甚勤。民国二年春,贼杀宋教仁于上海,东南诸将皆发愤,欲举兵北向,陈其美等要勿幕甚急,勿幕报曰:“倡义以来,创夷未起。苟无害国体者,吾不欲与争也。”自是一意求学,闻人言国政即不应。四年冬,袁世凯将改号,勿幕奋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即挺走入云南。明年,从蔡锷出宜宾,为第一梯团刘云峰参谋,去与北军鏖战月余,勿幕处前敌,时失食,不近茵蓐。云南兵在四川,往往凌暴,赖勿幕调护,得无扰诸豪民,亦乐为用,功最多。世凯死,从义师者皆以拥国体受上赏,勿幕复走上海,习文学如故。会李根源被任陕西省长,知勿幕为陕西望,力请任关中道尹。是时陈树藩已为督军,数不法,民甚厌之。六年夏,团长耿直兵变,欲戴勿幕以倾树藩,根源数劝勿幕应之,勿幕持不可,曰:“假反侧,子以倾人,后不可制。”根源愈趣之,勿幕退语人曰:“陕西事非我不能收拾,覆树藩易耳,如诸君所为无益也。”初,勿幕在陕西,具识闾里奸邪及诸将校情伪,知仓卒不可杷治,期蓄力聚财十年,乃大起振治之,阴有部署,不欲与乘时要利者谋,故不肯如根源计。靖国军起,耆帅郭坚等从关中应之,树藩疑勿幕与谋,时遣人司视,勿幕遂移,疾习外国文,学用自暇。虽退居,当事视之如敌国。七年,民军举于右任为总司令,既入关,谋环攻长安,树藩恐,请勿幕为解说,勿幕亦以耆帅蜂起,秩序将乱,愿自出说摄之,乃许行。到三原旬日,诸耆帅皆来归,愿听约束者数万,士气大振。树藩益惧,悔遣勿幕行。而郭坚旧部李栋材,遽阴图勿幕以悦树藩。十一月二十一日,勿幕与云南叶荃会,师还,将至兴平,栋材矫郭坚书,要勿幕入其军。时勿幕屯军去栋材营不十里,即轻装以从者八人诣栋材,至垒门,伏军起,发铳击之,立死。从者一人脱走归报,后军至,栋材已弃营走,树藩方置酒张军,乐得勿幕头,宾僚皆大欢。勿幕妻妾在长安者,闻变,使老仆请其元,树藩不与。会云南、四川援军责问勿幕死状甚急,而崧生方为陕北镇守使,树藩惮之,乃归勿幕头于蒲城,颂言杀勿幕者郭坚云。勿幕死,于右任如失左右手,陕西事遂大坏,西南援军亦以命令退矣。八年春,城固康宝忠以葬告。乃为铭曰:

秦晋甲地,以兴良士。任侠好修,善刀而剚。

初起北山,民不慁兵。井灶信若,市闾无惊。

熛忽远引,潜躯博皋。隐见不恒,唯义是要。

丹贞以烧,桂馨斯蠹。如可赎兮,种吴之丘。

余杭章炳麟撰文

[说明]

井勿幕,名泉,字文渊,后以勿幕之名行世,笔名侠魔。1888年2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一)生于陕西蒲城县井家塬。他的先祖是由省西扶风县逃荒来蒲城的,先在一姓丁的人家做长工,后先祖之妻去世,丁家给坡地一块令葬埋,掘墓坑时,竟掘出古代一将军墓穴,得其穿戴盔甲及许多金银器物,由此致富,随即又与人合股在四川自贡市开盐井而成巨富。到井勿幕的父亲井永汲时,遇1877年西北大饥荒,井永汲独出白银数十万两,在蒲城设粥场多处赈济灾民。救荒三年,家道渐落。

井勿幕从小丧母,四岁时父殁,由长他十岁的胞兄井岳秀(崧生)照养。十四岁时,井勿幕赴四川重庆,投靠父亲好友川东道台张铎,十五岁即冒险随众东赴日本,不久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即遵孙中山先生教导,毕其心力于反帝、反清、反军阀,护国、护法、护共和的革命斗争。见本书一至六章所述。

1918年12月23日,井勿幕被刺兴平县之南仁堡,年仅三十有一。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将勿幕生平事迹宣付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又由章炳麟先生为之撰写《井勿幕墓志铭》。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甲午战后,他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放弃改良主义思想,并致书康、梁,劝其不要再效忠清廷。1899年,他在日本横滨结识孙中山后,逐渐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和康、梁分道扬镳。1903年,他在《苏报》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历数清朝贵族的残酷统治和人民无权的苦难,批驳康有为提出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热情地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并明确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击之。”文章旁征博引,说理透彻,笔锋犀利,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有力地打击了立宪派。1904年,慈禧大办七十寿辰,其亲信指令全国上下贴一副内容相同的对联:

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时章炳麟于激愤之中撰写对联一副:

今日幸海子,明日幸颐和,几忘曾幸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庆有;

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神州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

对慈禧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及整个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章炳麟曾主办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并任过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他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井勿幕曾于1912年9月受排挤,被迫离陕到上海随章炳麟先生读书,师生之情加革命同志之谊,使章炳麟为井勿幕的被害非常伤心和悲愤。但他所撰文的《井勿幕墓志铭》圹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已不知其下落了。

1927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曾将西安南四府街改名为“井上将街”,又在南城墙开一小南门,名之为“勿幕门”,以示永久纪念。

1929年,由中国国民党党员焦子静、李桐轩、刘治洲、朱子敏、张德枢、景梅九、孙蔚如、李仲三等三十四人树碑,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撰文,立“井先生纪念碑”于西安市革命公园内。

1945年12月,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专程来陕,主持将井勿幕灵柩由蒲城迎至西安革命公园举行公祭,并拨款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北边的清凉山上购地十二亩,建造井勿幕陵园。公祭之后,即移井之灵榇于其陵园,并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当时在墓前修有青砖碑楼,碑楼上端刻有花纹,顶部和飞檐上盖有狮头古瓦,正中镶嵌着大青石墓碑,大青石墓碑四周精雕着花纹图案,清雅而秀丽。大青石中间,端端正正镌刻着蒋介石亲笔题写的“追赠陆军上将衔井勿幕先生之墓”十四个大字。碑楼前置一石条香案,两边还有石桌、石凳。近旁还有陕西省临时参议四十位同人敬立的“井勿幕石碑”一通。

井墓的墓室很大,有二十多平方米,四壁粉刷白净,井勿幕安寝的红色棺木置于墓室正中,一大块四方石板封堵着墓门。附近上年纪的村民讲,他们小时经常下到墓室里去玩,并说墓室被盗过多次,说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井勿幕的棺木和套棺也被人盗走了。

1966年后,井勿幕陵园的一切俱遭毁坏,墓前那座青砖碑楼被摧,大青石墓碑被塔坡小学用做办公室前的道沿,迨至1996年修建校舍时,大青石墓碑竟不翼而飞,再也找不到其踪影了。竖立于西安市革命公园内的那通三十四名中国国民党员集体敬立的“井先生纪念碑”亦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砸毁。

“文化大革命”之后,《西安日报》曾登文报道井勿幕陵园被毁景况,称墓碑、香案、供桌等物全被砸毁,井勿幕之尸骨被抛荒野,有位老农看着不忍,捡回一块遗骨存放家中,后在1981年10月井墓修复时,才将仅留的那块遗骨埋入墓中。

这里记此一笔者,以喻世虽变而忠骨千载遗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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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先严高公又明圹石

余家自高祖以来,世居陕西省泾阳县之王桥镇,以农为业,薄田数亩,仅足糊口。先严幼即聪颖,唯家贫无力延师,因之伴读富家。时值清政不纲,强邻四逼,先严与当时先进人士常相接触,已知非革命不能图强,乃于公元一九零五年经井勿幕先生介之加入中国同盟会。又南走沪上,得识孙中山、宋渔父诸先生,蒙其嘉许,即于此时潜心于军器弹药之制造。辛亥,秦陇复汉军得以击退升允所率之甘军,得力于先严所制之炸弹者为多。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相继窃权,以致混战多年,迄无宁岁,先严则始终参加民军,与袁、段、曹、吴军作殊死战。陕西靖国军兴,先严任军械制造局局长。及国民军进驻河南,复任兵工厂总理,所有军器之配备,弹药之补充,经先严筹划经营,曾无匮乏。至大革命成功后,先严以年力已衰,遂于公元一九二七年引退,旅居西安。每寄兴于文化故物之鉴赏,以娱晚景。且与友人张希仲等创办“集成三酸厂”,从事实业生产并计及家务,教育子女,二十余年如一日。乃以积劳过深,去秋忽患咳血症,医治罔效,竟于一九五一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弃不孝等而长眠。呜呼哀哉!距生于公元一八八六年农历二月初八寅时,享寿六旬有六。兹值窀穸有期,仅略述其生平行事,勒之于石,俾后代子孙识其梗概焉。

公元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

高又明子女立石

[说明]

圹,墓穴。圹石,即墓石,墓志,是埋置于坟墓中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等的一种石刻。“先严高公又明圹石”是高又明子女为逝者高又明先生刻石埋置于其墓中的墓志。

高又明,名明德,又明为其字,晚年号师佛子,1886年农历二月初八日生,陕西泾阳县王桥镇人。高又明十二岁时,到泾阳巨富柏森家给柏森之子柏筱余做书童伴读,他勤奋聪明,智力超群,同柏筱余一起肄业于三原宏道工业学堂。1903年,高又明因柏家生意商务事南去四川,与在四川上学的陕西同乡井勿幕及四川学生熊克武等相识并友好交往。1905年冬,井勿幕从日本回陕发展同盟会组织时,高又明立即首批加入,成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的骨干会员。他积极支持井勿幕联合会党、刀客的主张,并介绍慕亲会首领僧人吴虚白等人与井勿幕结识,最终促成同盟会陕西分会通过了联合会党、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使陕西的反清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启发、引导他的小主人柏筱余了解同盟会,同情支持同盟会,而且很快加入了同盟会,并亦成为同盟会陕西支部的主要骨干,柏筱余在泾阳的私宅柏氏花园亦成为同盟会非常重要的活动地点。高又明还与柏筱余在三原创办了“勤工社”,宣传新思想,联络革命同志,在渭北一带影响很大,且成为同盟会在三原的一处相当重要的秘密据点。高又明学识渊博,性沉静而极富巧思,心细而志宏。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上高又明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后来成了陕西革命军中军火制造技术的权威、陕西革命党人制造军火业的开创人,曾任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掌械官、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处长、国民军二军兵工局局长,在辛亥陕西革命及反对北洋军阀的长期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先生给他亦亲书“博爱”二字相赠,以嘉勉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著功绩。他与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同盟会重要人物多有交往,章太炎、于右任、胡景翼等著名辛亥革命志士均有墨宝相赠。孙中山、胡景翼相继病逝后,高于1927年辗转回陕,定居西安,与友人集资联合创办西安集成三酸厂、西安阿房宫大戏院、西京中国国货公司等,积极发展民族实业。1948年,高又明根据自己辛亥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撰写了《如是我见我知录》,这一回忆录为研究同盟会在陕西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1951年5月22日,高又明病逝于西安市东木头市原22号高家大院家中,由其好友张德枢照料,葬于西安市南郊韦曲北里王村,砖箍墓室,随棺埋圹石一方,勒文述其生平事略,墓前有其子女泣立石碑。

后高又明的坟墓被平没,墓砖被用于修盖北里王村生产队的饲养室,高的柏木棺材被改做成了生产队进城拉大粪的粪车上的长粪桶,高的遗孀张彩珍被定为地主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其子女除长子在1949年前受过高等教育外,其余则因家庭成分影响无一上成大学。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使高家老少备受歧视和折磨。然而高又明的子女们个个都如高又明,他们没有对生活丧失信心,秉承其父刚毅自强的天性,全都自学成才,个个超然人上。九十六岁高龄的高老夫人,此刻在西安东木头市高家遗屋幸福地安享天年。

1974年春,高又明子女去北里王拜祭父亲时,墓地早已成了农田。原坟墓处一大圆圈麦苗与周围的相比特别茂盛,颜色也格外的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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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先严张公福安嘉禾阡表

先严讳洪范,字福安。兴平张氏,世居莪子邨。祖逢春公,孝友力田;祖妣氏章,勤约淑惠。先严禀承庭训,□□□□,及师咸阳刘古愚、礼泉王绍廷两先生,益志切济世里,塾授课外,辄研方书。又以鸦片之毒烈于洪水猛兽,增减林文忠戒烟方,且施且劝,先后戒绝数百千人。赵城张衡玉长县,闻而礼之。邑有巨案,辄属调处,每一居间,纠纷顿释。此先严功在桑梓也。

康梁之书,宗公羊,主改制。枢与史可轩住县校,读而韪之,遂同游晋,入常备军,转陆军校。欲广联戎行英少,以谋改革。因与李岐山、续西峰、续范亭、续式甫、张汉杰、赵承绶、王靖国相结。先严闻之,遗书曰:“国事急矣,既欲救国,无以家为。”及辛亥义起,枢任晋革军营长,与诸同志坚守大同四十余日,城无恙,由恪遵先严函训也。

民元,枢返陕,偕井勿幕、刘允臣、胡笠僧、郭希仁谒先严,先严雅重诸公才,敬慕之。偕□□岐山,排帝制,谋逐陕督陆建章,事泄亡去,妻子留陕。先严殷勤养教之。至五年,护法军兴矣,可轩、西峰、范亭由晋来陕,商革事;邓宝珊、王省三亦先后由陇辽来会。枢忝东道,为时期年,先严均掬诚相待。家计虽绌,供张未尝少杀也。以时机尚未,偕西峰赴日考政治,以为他日建设。具此,先严功在革命也。

嗣命枢入靖国军,寻长国民二军旅,驻信阳。先严募陕兵五百送补充,戒之曰:“延陵独大秦风者,大其尚公与义也。能公能义,夏声光矣。”枢谨受教,故军纪以肃。及长国民军混成旅,十七年,民军北上,旧军阀灭,革命告一成功矣,即令枢解兵符,曰:“军人日增,民膏有限,非裁兵莫纾民命,非实业莫培国脉,殚力二端,以为革军立模范。”□哉言乎!此又先严功在民生也。

先严志宏,身喜散,晚年尤喜静,嗜二曲书,体素健。六月忽病,腹不食,八日,神气犹清,弥留亦无牵无挂。召枢曰:“人死即了,殆有得中孚之说欤。”又云:“勿厚葬,留财以作育人材,吾愿足矣。”一笑而瞑,年七十有三。其年九月二十日,葬邨西先茔。

癸首男德枢表。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谷日

[说明]

该碑石是张德枢先生为其去世的父亲福安公敬立的一通路碑。嘉禾,取其吉祥褒扬义;阡,指通往坟墓的道路。此碑竖于张公福安所籍兴平县莪子村西堡南门外向西去的大道南侧,现存该村张德枢之侄孙家中。

张福安(1865—1937),名洪范,清末举人,兴平名医,普救世里,泽被桑梓,有子二,长秉鼎,英年早逝;次子秉彝,即德枢。

张德枢(1890—1971),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中国同盟会早期骨干会员。1907年,张化名弓尚德,与同学史可轩(化名弓尚文)去山西太原参加常备军(新军),广结山西革命党人。第二年,因山西陆军学堂只招收晋籍学生,遂借用徐文萃之名考上军校官费生,得教官阎锡山及晋阳中学教师赵戴文器重。山西辛亥革命时,张德枢参加了太原起义,旋被山西军政府派做赴陕联络革命的随员。既而又被陕西军政府委为驻山西“军事联络员”。续西峰组建革命武装忻代宁公团,阎锡山即派张德枢和史可轩去帮续整军,张任镇远营营长,史任游击营营长。此时,张德枢的同学续范亭、李生杰、李世杰、王靖国、范子英等都到张营来任军职,他们后来都成了山西的军政要人。续西峰的队伍攻克大同后又被清军包围,张德枢同史可轩、弓海亭、贺耀斋等率各营队坚守大同三十九昼夜,直到共和告成,清兵撤退。不久,续西峰出任山西巡警道,力邀张德枢为五路总稽查第一署署长,后调任归绥警察分厅厅长。1913年2月,张由山西省保送日本留学,到东京改名张屏山,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在浩然军校,张首批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先生多次接见。1914年2月,张德枢转入孙中山创办的政法学校。政法学校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为依托,毕业即获东京法政大学文凭。1915年7月下旬,张德枢结束其政法学校第二学年学习,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保留学籍,与由陕西保送赴日本留学于浩然军校的同学胡景翼、史可轩、冯毓东、王祥生等一起回国讨袁。张德枢回陕后,即与李岐山、康毅如、王绍文、张渊、张子宜、景梅九等排帝制,谋逐陆,事泄未成。不久,史可轩、续西峰、续范亭、徐永昌等因在山西筹划反袁被阎锡山通缉而由晋来陕,同时邓宝珊、王省三等亦先后由陇、辽来陕,一起会聚共谋于张德枢家。续西峰在辛亥革命前,就是晋北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曾授他陆军上将军衔,而此时,为了不引起当道注意,续西峰同邓宝珊、徐永昌等人一起,以张德枢家“长工”名义,屈尊折节,“作厮役装,昼卧马厩,夜方聚谈,共谋讨袁”。1915年秋冬,张德枢带着共聚他家的续西峰、徐永昌、邓宝珊等,约同在马堪村家中的史可轩一起来到华山,与郭希仁、刘霭如、孙岳、何遂、胡景翼、刘允臣、杨天仁、吴希真、岳西峰、冯毓东、张义安、董振五等共同结盟反袁,聚义于玉泉院共学园。华山聚义之后,张德枢偕续西峰、徐永昌再次赴日,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山陕一切。而后,复入东京法政大学继续学业。张德枢从日本学成二次回国,即在井勿幕关中道尹公署就职。陈树藩叫井勿幕到三原替他招抚靖国军,张即陪井前往。井到三原,被众将领推为靖国军总指挥,张亦被总司令于右任任命为靖国军总部副官长。1919年夏,孙中山先生从广州给陕西靖国军拨款五万元,汇兑到北京大德通票庄。于右任总司令即命时任总部副官长兼第四路筹饷处处长的张德枢赴京提款,后又密令张用提出之款购买武器运陕。结果事泄,张被判陆军监狱服刑。靖国军对张多方展开营救,均未奏效。直到靖国军后任总指挥胡景翼为保存实力,另图大计,率部受编于直系曹锟,提出以释放在押将领张德枢为受编条件之一。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将张德枢特赦出狱。张出狱后,任陕军胡景翼师主力岳西峰混成旅副官长,参战援冯的郑州之役。陕军抵定河南之后,担任郑定之间的护路任务。当时兵多饷少,军械残缺,胡景翼、岳西峰派张德枢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要求增发粮秣,并请准于购买步枪两千以补军械。吴佩孚虽破例盛宴招待陕军代表张德枢,但却不予解决陕军实际困难,张德枢不等菜肴上全,即起身回了顺德陕军大营。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全国一片哗然,孙中山先生遂与奉系张作霖及蛰伏天津的段祺瑞秘密结成反直三角联盟。1924年秋,段祺瑞在天津召开倒直各方代表会议,张德枢作为陕军代表前往参加,张向段当面备述陕军意见,促成这次密会依据陕军意见作出决议,即事成后,一、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二、奉军绝对不得入关。首都革命之后,张德枢随国民二军,南下追击吴佩孚,西进反击刘镇华和憨玉琨,任二军旅长。待直奉军阀再次联合“围剿”国民军,二军在河南战场惨败,张德枢回到北京家中。不久,得知二军军长岳西峰被扣山西,即赴太原营救。他借在山西军政界上层固有的良好关系,终使岳西峰、刘允丞获释,同时又劝阻住阎锡山对围困西安的刘镇华十万镇嵩军武器弹药的供给,并从阎锡山那里为陕军获赠子弹二十万发,迫击炮六门,炮弹七百发。陕军出关参加北伐时,张德枢任岳西峰南路军直属混成旅旅长及前敌副总指挥(总指挥邓宝珊一直居上海未赴任),张指挥南路军五个军出武关、战南阳,彻底消灭了吴佩孚残余势力,有力地策应了京汉线的北伐大军。北伐胜利,旧军阀被歼灭,张德枢见军人日增,民膏有限,认为非裁军莫纾民命,非实业莫培国脉,于是解兵符回陕。1930年,为助杨虎城主陕需设招待所联络各方,张即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今华侨商店处,创办了西北饭店,诚请为创建共和一起并肩战斗近二十年的老友高又明为总经理,西北饭店遂成三四十年代西安档次最高的大酒店。同时,他又创办了陕西实业促进社、私立实践商业职业学校;他还与友人一起创办了西京中国国货公司、阿房宫大剧院、华纱布公司等。另外,他还专门出资并亲自照料施工,将他当年与郭希仁、胡景翼、续西峰、徐永昌、孙岳、何遂、邓宝珊、刘允丞等在华山聚义时的玉泉院重新修整,勒石竖碑,以作永久纪念;他还出资在西安为兴平商学各界创设了兴平会馆。

1933年5月,陕西省银行成立“董监会”,张德枢被选为董监会常务董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西安的市政一直归长安县统辖。四十年代初,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在西安建市,遂于1942年成立了西安市政府的前身“西安市政处”,张德枢被委为市政处长。市政处是省政府直辖的市级行政机构,其处长即市长。张德枢只干了三个月的市政处长,因无法容忍官场的腐败胡为,愤然辞职,只在省政府挂了个参议之名,遂全身心地致力于房地产业。待抗日战争爆发时,张已成为陕西最大的房地产商,其房产除“张家西安半个城”外,还在苏州、上海、香港、澳门等地置有房产,被称之为“张半城”、“房打颤”。

1949年6月的一天,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主任贺龙,亲自登门张家,动员张德枢出任解放军师长,带兵出征。时张的几个女儿还正上学,一直不曾离开过他的下一代唯一的男丁、他的亲侄儿张鲸涛,此时已返兴平老家去守护祖茔,且也膝下儿女成行,无法再回西安来帮他照料这边的老小,张德枢只好婉辞了贺龙之请。

1950年之后,张德枢捐出自己东县门圪塔寺四号宅院(今8号)南边花园中的大块地产,并拿出十万余元来修建创办了西安市实践幼儿园,即今之碑林区幼儿园,又与友人合建端履门处民主剧院以及数家工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一直任西安市历届政协委员、西安市工商联委员、新西北印染厂董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德枢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多次揪出,批斗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同情右派,公开替右派分子亢心栽、王捷三辩护;批判他讲1961年前后三年困难“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造成的”;批判他1961年在蓝田视察时讲“现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批判他当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时,他说“从前是错了,所以现在才要调整”。接着,他同家人就被“红卫兵”从圪塔寺四号张家大院扫地出门。在残酷的精神折磨与贫病煎熬之下,张德枢于1971年无助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德枢得到了“平反”。

张德枢生性简略,做事从来不计名位,重力行实践,不尚空谈;他随遇而安,事过即了,一生乐于助人,义举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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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辛亥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

大野伤麟,朝阳落凤,目极神州,忧来复恸。

哀哀三秦,前后百战,垂老还乡,陵谷几变。

凭高吊古,惟念国殇,但为君故,泣下数行。

雨雪北门,天道宁论,山南山北,何处招魄?

英雄万骨,塞潼关道,咸阳原上,膏血野草。

万劫周回,万灵环绕,万朵黄花,香连岭表。

丰碑参天,人伦此爱,岳色河声,并峙千载。

诚铸国魂,血化时代,西北人豪,精神如在!

[说明]

此碑辞系于右任先生1917年为辛亥革命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撰写。碑辞告诉我们,西北革命志士一贯以陕西为北方革命同志荟萃工作之中心,从而使陕西成为北方革命之策源地。“累累国殇,其事俱在,每役必预,其愿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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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无名英雄记

辛亥陕西光复,殉国有姓名可记载者只数十人,应均见前。无姓名而确记数字者,约三千余人。死伤混列者,三千三百余人;受伤专列者,二千七百余人。陕西仓卒发动,无明确记载,以卫生队掩埋记载考之,为数亦属不少。西安初一至初六日混战六昼夜,潼关九月□□日混战□昼夜,乾、礼、凤、陇、千、岐等处自十月□日混战月余,共五十余次之大战,均无记载。负伤士兵,不治而死之数,约计总在万人以上。吾以为此万余无名英雄,关系重大。当时西安首先殉国者为□□□等十几人,谓仅此几人即可以光复西安,虽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有此多数之无名英雄,西安光复矣。西安撑持六日,而湖南、江西、云南等省光复;而潼关、乾县、礼泉、凤翔撑数十日血战,而有江苏、浙江、贵州、广东、广西、东三省等省光复。此万人之头颅撑持战事两月余,使各省革命胆气雄壮,次第反正,致亡国二百六十余年之□□重兴恢复,则此万余无名英雄之血肉换来,洵事实也,故可等闲置之以无记乎!吾因敬,谨为此万余无名英雄立传,以示来者而知复秦之不易也。

撰写者佚名

[说明]

《无名英雄记》碑文提示我们,辛亥西安起义至陕西光复,不但在北方各省带头鼓起革命烈焰,而且对湖南、江西、云南乃至江苏、浙江、贵州、广东、广西、东三省等省的光复,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各省革命胆气雄壮,次第反正”,从而致帝制覆灭,共和告成。史实告诉我们,在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陕西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以及陕西光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决不可以“等闲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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