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卿小传

刘丰林（刘文卿子）

刘文卿（1885-1951），学名育英，定边县旗杆山人。父满财，同治年间回乱时，与母相依为命。在马鞍山山坳间遇贼，母呼儿速逃，贼至母遭杀害，满财脖子被砍一刀，送至石洞沟表亲高家，被救得活。娶砖井女王氏，夫妇白手起家。生子七，文卿排行老四。幼从塾师贾世英就读于孤山集，稍长入县学。在延安府学考试，中了秀才。在殷沟教学一年。废除科举后，入陕西省高等学堂。学习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日文、法文、英文，当时教外文的都是外教，日文由日本人教，法文由法国人教，其他老师有从东京回国的同盟会会会员张季鸾、景梅九、于右任、邵力子等。在日本留学的陕西浦城人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命令，从日本东京回到陕西，任同盟会陕西支部部长，发展会员三十余人，文卿先生经于右任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陕西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之一。先生除读书外，大部分时间在做革命工作。和他同乡的孩提之交孤山集王七赶牲口从西安回家后，对人说过：“刘育英不像是在念书，满房子不三不四的客人，茶呀、酒呀，不晓得在干啥？”。先生回旗杆山后，远近数十里乡邻前来看剪了辫子的刘育英。卢梁、金佛坪、柳树涧等处团练，都先后来到门前集合、鸣铳，首领觐见、作揖。当时先生二十五六岁，很受人尊敬。哥老会成员定边蔡渠人郑祥，出了人命官司，和县知事翻脸后，跑到西安，受到先生的庇护，加入了革命党。辛亥年陕西举义后，同盟会先派遣郑祥回定边县起义，推翻了满清政权，赶跑了县长林有余。同时的还有同盟会兄弟刘广润，先郑祥一步回县，率先在安边领导反正。陕西军政府成立不久，清朝官兵企图从甘肃两路进攻西安，同盟会派先生回定边，调集郑祥等八百哥老会会众，南下援助关中，后西安转危为安。民国元年，和郑祥凯旋归里。郑祥任统领一职。先生沿清制以汉族人身份首次任安边理事厅同知（清制四品），兼管伊盟一带蒙、汉辑盗等事务，俗称“二府”，衙门叫“二府衙门”。伊盟各王爷集会商讨军政大事，都由安边理事厅同知主持，王爷们见同知都行大礼。同知出巡，蒙民跪接。民国五年卸任。民国政府在安边设县佐。有山西平遥人李某，因议论哥老会长短，被郑祥推出要斩首，同号伙计急奔先生衙门求救，先生披衣拖着鞋子，走出衙门口，犯人以被推至牌楼街，先生立即阻挡，见了郑祥统领，救李某免于一死。从此，每年大年初一早，这位“逢吉昌”老板李某必要登门磕头拜年。

一九一三年，安边周围农民集二府衙门前，夹着农具，请愿抗,要交还农具，不再种田。先生支持农民义举，暂免田赋。此即“缴农器”事件。

一九一四年，同盟会会员刘广润被付举人派儿子付正国杀害，先生全力支持刘广润的母亲告状。翌年，刽子手付正国被绞杀于定边演武厅，冤案得以昭雪。刘广润遗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文卿也。”

一九一六年，先生卸任回家后，绥远惯匪头目卢占奎流窜到三边，裹挟先生前往西安，替他们在井勿幕等人那里通融要番号之事。先生行至甘泉时，与从人赵世芳二人，逃回安边，失去高骡大马各一匹。此后数十年，并未再养大牲口，仅有先生亲自喂养的一头毛驴。

民国成立，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先生悲观失望，革命之志消失殆尽，再没有在官场做过事。染吸大烟嗜好，一吸二十年，未与闻国事，同志好友每函邀出山（其中有杨虎城的来信），一看就扔到一边，不予答复。把原来做官时，乡民送的德政匾，从大门取下，做了菜案。万民伞予以母亲做零碎针线活。名人送的字画，如吴佩孚、郭坚、吴穀人等人的作品全都置之磨坊内一木箱里，任老鼠撕咬。

先生曾主持与三边天主教堂争水要地纠纷事，任定靖两县挽回领土委员会委员长，先后派薛竺生、田聘之、陈俊山等人赴榆林、西安、南京等地呼吁交涉。一九三五年，我国外交部与法国驻华使馆达成协议，教会方承应交回所占土地，订立《北平协定》。因抗日战争爆发，此事搁置十年之久。

先生热心教育，与陈茂公、韩信成、李伯义等大力筹办安边工业小学、安边女子小学。筹集学款，收养贫寒家庭子女就学，供给食宿。从绥、米等县延聘教员，充实安边完全小学。其中有几位是先生的同学：延安程振翰是最早的一位，在安边小学执教三十年；米脂李承藻是留日学生，府谷高怀习是饱学之士。他们都在安边小学教了很长时间的书。先生不遗余力，动员家长，大力资助小学毕业男女学生到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绥德四师投考中学。某日晚，学款处职员冯应权二更天以后，到先生家说：“明早学生上路，还差一些钱，怎么办？”，先生立即吹熄了大烟灯，说：“走，找商务会借去”，很快就借到了一些钱，赍发学生如期出发。一九二八年某日，一群男女学生整装待发之际，一光头小青年，来上门吵闹，不让他的未婚妻上学，先生只好让步。因为打发青年出外求学，他们的家人每每不满，高增级、陈俊山的家人常抱怨：就刘某人多事。先生一生“乐育英才”，一直到解放前夕，常常要到学校去走走。先生尊重青年教师，从不当面批评。

一九二八年，陕北大旱，定边、安边一带尤为严重。先生主持在安边设立“教养所”，收容饥民子女吃饭念书。

一九二九年，安边地下共产党员因红五月出墙报，公开宣传：“什么好？南方红军好。”，杜少勋被拘捕，先生经与县佐孔梓铭说情后被保释。

一九三一年，田作勤、高尚信活动兵变，泄密被捕。家属仓促来先生家，请求营救。先生立即去张兰亭公馆求见，门卫答以团长不在。家属又四处打听，但已经迟了。田、高二人被关在西街泰和祥店内审问，随时即被处决，安边兵运工作失败。田作勤、高尚信就义后，当局准备扩大搜捕共产党员。先生对张兰亭说：“你是不是把几个念书人杀完了才肯罢休。”极力抗议，事态未扩大。在林檎庙子做兵运工作的刘竹轩、刘昱民幸免于难。

一九三三年冬，很多地方绅商在先生家议事，王子元对先生说：“这个事，非你不行。”因大家不喜欢张兰亭父子军队，想让先生去榆林见井岳秀，为民请命，调走张兰亭部队。是时，先生正大烟瘾重，身体不好，碍于大家竭诚邀请，义不容辞，三九天气，顶着危险(张玉亭曾谋派刺客于途中暗算，幸得张兰亭以盟兄弟关系，劝弟勿信谣言，以免造成误会),用将近十天时间，平安抵达榆林，通过井岳秀、杨虎城，于翌年春，将张团调往西安整编，派八十六师张之英团接管安边。因井岳秀师长是先生同盟会兄弟，杨虎城部队又驻过安边，所以办事比较顺利。同年，支持共产党员朱之健，保送高增级、刘季如、刘振声、朱丕英、王建德等青年到晋南国民党元老景梅九先生所建之“夏县中学”上学。

一九三四年，受井岳秀邀请，任陕北地方实业银行董事会董事六年，月薪四十元，只拿钱不管事。冬，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允丞）视察西北，到榆林下榻银行南房。翌日清晨，马秘书持名片直达先生卧榻，先生被叫醒后，看了名片，“是允丞先生吗？”接着，刘守中进到房间，同窗旧友，邂逅叙旧。谈了彼此二十年的经历。先生说：“革命后，除做了一任官外，半辈子就抽大烟了。”刘守中说：“这东西难戒咧”“先生说：“并非难戒，是想抽”。与刘守中谈话后，先生感触颇深：当年这位同学，学业平平，革命未见积极，如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巡，视察西北。而自己难道就堕落到抽大烟的地步，这和慢性自杀有啥区别。刘守中走后，从冬至日起，一百日内，戒除了鸦片烟瘾。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从此后，凡烟类一概不沾。先生戒烟期间，坐卧不宁，没事就遛马路，此后二十多年，先生每天坚持散步，日行三十余里，身体锻炼的很好，也结识了很多朋友---背碳的、种菜的、吆脚的。十小时内徒步上定边，完全可以胜任。

一九三七年，在抗战初期，先生参加了陕北各界抗敌后援会，任赈挤股股长两年。每月领车马费六元。每日上八小时班办公。

一九三八年，督工在榆林莲花池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一九三九年冬末，日本飞机狂炸榆林，先生携家眷回到安边。

一九四零年初春，“二区事变”，先生前往榆林见何绍南，询问时局。何告以在绥德被王震撵出经过。邓宝珊将军驻榆林，颇识大体，与中共方面相安无事。先生回安边，继续过“乡绅”生活。冬，调停十一旅营长柴明堂劫持旅长刘宝堂之未遂兵谏。

一九四一年秋，张氏兄弟发动“安边事变”。枪杀刘宝堂旅长，十一旅反攻进城后，应陈国宾之邀，进入该旅指挥所，说服最后负隅顽抗之张廷芝所属团长冯俊超缴械投诚。并且替许多株连遭劫人员通过陈国宾解劝了事。

一九四四年，先生携定边县政府秘书高德卿赴甘肃固原高桂滋驻地探友。推荐高任该军军长秘书。同年，十七军定边青年士兵李国华抢劫当地大绅士事发，高桂滋决定枪毙李国华，大家说情无效，同乡请先生求情，先生即刻从大湾向固原高桂滋打电话解说，李国华得以免死。同年，前旗某小青年到安边，住在东关陈丕显油坊内，被查夜军警发现，是从红区来的，没有路条，疑是红军。军警问他：“你认识谁？”那个青年灵机一动，很爽快的说：“我认识刘文卿”，军警们遂带他到先生家，进屋询问，先生让那个青年进屋，一看，摸了一下那个小青年的头说：“这个娃娃，哪里是个红军?”，于是那个青年，当即被放行。其实，先生并不认识那个青年。四九年，此人驻干校学习时，还念念不忘，打问陈丕显油坊在吗？刘文卿在吗？

一九四五年安边解放后，先生以无党派开明绅士身份任安边县人民政府县长。四六年率十几位以小学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参观团，前往延安参观。受到毛主席接见并谈话，朱总司令设宴招待，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刘漠冰的《安边县长刘文卿》一文。宴会中与高等学堂同学李鼎铭先生欢会叙旧。同年四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出席会议期间，曾经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见面谈过话。在此期间，林柏渠主席询问商量可否到宁夏秘传党中央对马鸿逵的期望，因县长公开身份不便，推荐了谷莲舫。期间，参加了“四八”烈士追悼会。是年秋参加边区工作团，全部收回了三边被天主教堂霸占三十余年的土地，夙愿得偿。先生称赞共产党：办事精明强干，在几十天内解决了国民党政府几十年办不了的事情。同年安边土改时，带头献土地，先生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促成安边县和平土改很起到一定作用。

一九四七年，盐定失守。接受县委安排，宣传群众“防空、春耕” 任务。日出夜归，撤退时，有人敲门通知，熟睡未觉，有远房族弟刘智英应门，答以未在，第二日清晨，骑毛驴南下，寻找县委，遇河，河水太大，阻于水，辗转至王畔子，原警卫员李某前来缴短枪，答以“我一辈子不会打枪，还是你带着好。”李说了“我的我几天也撇它狗的耶！”，命李赶快联系县委南下，未找见。翌日早饭时，从安边来了商会张如海、葛继洪，无奈被逼，回了安边。见卢中良，投降了国民党。农历五月十三，被张久明拿枪威胁，同意守安边城。某日，先生酣睡家中，城破，跃城墙骑老李毛驴逃至榆林。在凌霄塔下菜农米老家里啃窝窝头生活了将近一个月。邓宝珊、左协中各派参谋长屡至米老家中馈赠大米、法币。左军长送的两斗大米，先生全给了米老，作为度“青黄不接”的口粮。旧历六月下旬，榆林之役，先生住城内三友会四号。包围解后，接马鸿逵电报，携六十余人将归里，挚友李锦辉忆及闫济民还在狱中。先生往见邓宝珊，请求让闫恢复自由。邓挽留做客，盛情难却，决定暂留。及至返回三友会，一行人整装待发，行色匆匆，同声劝归，李锦辉以手扶肩说：“老先生，回吧，回吧。”遂西归，返回安边。十一月到定边任“定边宪政协进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四八年，先生先后保释宁夏在押革命家属，涉嫌人士牛某、刘实庵、李某、杨东牛等多人。对王子元、谷莲舫亦向卢中良当面陈说，多方营救，遂尔案情缓和得以释放。

一九四九年，借在定边为马鸿逵筹建纪念碑之机，准备利用马鸿逵的资金兴办一所“少云中学”，未竣工，七月，三边解放，被捕。冬，被押至延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先生在延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先生一生没有利用社会地位，为非作歹，没有和官员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乡民遇有难办的事情找他，必定和颜相待，事无论巨细，尽力相助，所拿礼物婉言拒绝。而对街上商人馈赠之礼，不管不问，任由家人收取。遇春节商号老板拜年，他凌晨即散步到郊外，不予接待。想磕头的，家里供有一位释迦牟尼佛，随便你磕头。先生不喜这一套虚伪的礼节。遇到重大军事政治纠纷，先生挺身而出，息事宁人。力求化干戈为玉帛。先生吃饭、穿着从不讲究，黄米、荞面，不得少离。喜食手抓羊肉，在银川与马鸿逵父子吃过一次手抓后，赞不绝口。先生一生不吃晚饭。冬日着黑布棉袍，夏日着灰布大衫。先生曾宴请驻军马二营官长，有一位查马长漏邀，后该营兵变，先生遭查马长百般刁难，几乎遇险。事后得知，是因为先生请客时，忘记请这位芝麻官，得罪了此人。从此后，先生再没有请过一次客。仅于适当时候，与知心好友小酌而已。

无论客观环境条件，机缘微妙巧合，以叛变革命罪论处；主谋五月十三安边守城，则属不实。一切功过是非，死而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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