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书华章丹心铸国魂

妙笔书华章丹心铸国魂 --追忆辛亥革命元勋张赞元先生
	张民
张赞元（1883-1939）字翊初、翌初，甘肃宁夏府灵州（今宁夏灵武）人，生长在古都长安，以陕西长安为籍。清头品顶戴，陕西、湖南、山西等省巡抚张煦幼子。清末留学日本，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中国同盟会（东京）早期会员、陕甘同盟会支部事务，《夏声》杂志主要撰稿人。特别是1907年与郭希仁执笔撰写同盟会祭黄帝陵文，组织多省同盟会会员及民主革命积极分子密祭黄陵而永载史册。作为同盟会陕西分会西安地区负责人之一，致力于壮大同盟会组织，掌握新军、会党工作，于1911年10月22日，联络组织新军在西安举义，打响了北方反清第一枪。辛亥后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总指挥署秘书长，榆林镇守使井岳秀部参议，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员、参议等要职。在昏暗衰弱的清朝末年和血雨腥风的民国时期，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右任先生，致力于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追求和平、民主及民族中兴，为辛亥革命在陕西乃至全国的发动、组织和成功，为民主、共和事业，为陕北以及整个陕西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淡泊名利，终其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香门第东渡留学 1883年，张赞元出生在古都长安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祖父张松年，字寿山，州拔贡，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辛卯科举人，任狄道州（今甘肃临洮）训导之职。因淡于仕途，回乡教书授徒，其立教以德行为先，尝谓�"士不敦品，虽学富五车，亦糟粕耳"，所教学生多有成就，为清时灵州一代名师[1]。父亲张煦，字蔼如、南坡，号南浦。自幼受父亲张松年"以德为先"的家学影响，养成"少笃学，目不窥园"的良好学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8岁中举人，1853年（咸丰三年）32岁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后被放外任，先后担任贵州镇远府、贵阳府和贵东道主官。1883年4月（清光绪九年三月）升任陕西按察使，1887年初（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调补山西布政使，在山西任内，以协济甘肃薪饷叙功，被清廷赏赐头品顶戴。1888年10月（光绪十四年九月），升任陕西巡抚，次年改任湖南巡抚，1892年8月（光绪十八年闰六月），调任山西巡抚兼管提督盐政印务。据《清史列传》等记载，其人文武优长，才略兼备，德操高洁，为政清廉，所到之处，颇有政绩，是清末政治舞台上颇有作为的一个封疆大吏。1895年（光绪二十一）农历八月初十，病逝于山西巡抚任内。在灵柩过关中时，关中父老相率吊祭，要求留葬陕西，遂以陕西长安为家[2]。作为张煦的幼子、爱子，张赞元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出生长大，深得张煦器重。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承家训，以德行为先，刻苦钻研，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和严格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国学基础尤为深厚。清朝末年，国势衰败，列强虎视眈眈，战事接连不断，有识之士纷纷探寻国家民族的出路，出国留学。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成功地实行改革，迅速从东亚崛起，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居然以蕞尔小国打败"天朝"大国。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及改革模式已成为清政府及好多人心目中的理想样板，就像一支强心针剂，深深地刺激着一大批青年学生和有识之士留学日本。1902年，年方二十的张赞元，抛开个人的荣华富贵，抱着拯救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求索中国从积弱走向富强的理想，毅然东渡求学。在日本东京，在法政大学，他克服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一边补学日语，一边完成学业，一边研究法政之道，一边广交天下有识之士。结交了同在一个学校求学的宋教仁，有幸与孙中山相识，并与由四川赴日留学的井勿幕，山西学生景梅九，陕西学生张季鸾，1907年赴日考察的于右任、郭希仁等相识相交成为终身朋友，为最终走向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入同盟会传新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国内外革命团体的纷纷成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结交，商定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在其他革命小团体流亡日本的部分成员支持下，从事"合成大团"的准备工作。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住所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正式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深受孙中山、黄兴影响的张赞元经常来往于留学东京的陕、甘、川、晋、豫等省学生之中，他和井勿幕等秘密联络陕甘留日学生筹建同盟会分会。1906年秋，陕西同盟会会员代表井勿幕、白毓庚、赵世钰等在"明明社"楼上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会议。生于陕西长在陕西的张赞元，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同盟会陕西分会[3]。很快，他又利用甘肃籍的身份，和井勿幕广泛联络甘肃学生筹组甘肃分会。 1906年冬，陕甘同盟会支部在日本东京成立，张赞元被委任为该支部事务，负责日常具体工作[4]。这种政治上难能可贵的选择标志着张赞元已经接受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从名宦显贵之后走上封建专制主义叛逆的道路。嗣后，他和井勿幕等多次往返于东京和国内，积极宣传新思想，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壮大同盟会的力量。 1908年2月26日，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夏声》杂志，该杂志主要是宣传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政治学说，揭露清政府暴虐统治和卖国投降的罪行，声援国内爱国民主运动，提倡自办实业，要求收回路矿利权，大力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坚决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黑暗统治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井勿幕、张赞元、张季鸾等十余人被指定为主要撰稿人[5]。张赞元结合当时的形势和情形以 "孑羽"为笔名发表冒险小说《萍雪缘》（《夏声》2、4、6、8期），以"衍初"为笔名发表理想小说《实窟》（《夏声》5、6、7期）等，用小说的手法抨击清政府的黑暗和无能，痛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倡导民主、共和、革命的思想。《夏声》杂志先后出版九期，深受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同盟会在陕西的革命活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往来于东京、陕西之间的纽带，更便于进一步沟通思想，加强互相联络，从而把许多革命力量融合为一体，极大地推动了陕西革命运动的进程。撰祭墓文密祭黄陵 1906年春，井勿幕、张赞元绕道回到陕西，后经同盟会会员高又明介绍，结交了慕亲会首领吴虚白。他们深感要实现民主革命以推翻清朝这样宏大的计划，必须联合武装力量，联合会党、刀客和新军，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统一大家的思想，规定严密的组织纪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重阳节前，为了统一内部的思想，同盟会在大雁塔召开会议，决定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在祖先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会议公推张赞元和郭希仁撰拟祭墓文启，并约临省在陕会员一同前往。会后，张赞元按照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很快就撰拟了一份祭墓文启，他和曾赴日考察与同盟会会员素有往来、倾向革命、思想开始转变的社会贤达郭希仁数易其稿，最终写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祭黄帝陵文。祭文有针对地改用黄帝纪元，以不甘人后的精神，以兼济天下的胸怀，讴歌了黄帝及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历数了清朝统治的累累罪行，提出了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宣示了坚决的革命决心，指明了实现革命的措施。 1907年10月15日（又说1908年）农历重阳节，井勿幕、张赞元、李仲特、焦子静、高又明、吴虚白等以及四川、甘肃、山西、广东等省在陕的同盟会员有的扮作商人，有的扮作猎户，有的假借仿拓古碑之名，有的以游方僧人身份，有的则持官方证明，齐聚桥山黄帝陵，指派总管司2人，外巡司2人，内巡司1人，负责内外警戒工作。同盟会会员、会党及民主革命积极分子30余人，按年龄由大到小在祭文上一一具名，仿"慕亲会"供奉佛祖"达摩"仪式，本着"祭如在"的精神，跪伏祖先陵墓之前，向祖先上香，献酒毕，恭读祭文。祭文以黄帝及汉族为旗帜来对抗清廷统治，提出"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实现"以纾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业"的目的。并发誓"绝不自私利禄，绝不陷害同仁"。当时人人落泪，有的呜咽流涕，有的放声大哭，祭后各人面容好像都有无限心事。可见，祭文的生动与感召力是不容低估的，郭希仁与张赞元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功不可没。祭后，与祭者相约至泾阳柏氏花园开会，决定今后每年农历二月二祭扫民族祖先墓一次，除按"慕亲会"所供奉的神外，添侍关羽、岳飞两人，还规定每年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为"誓墓文"），其主要内容是向祖先奉告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并誓言决心完成未来的任务[6]。由同盟会陕西分会组织领导的密祭黄陵，联络多省同盟会会员、会党及民主革命积极分子，以黄帝及汉族为旗帜凝聚人心来对抗清廷统治，主张明确，祭文生动，形式有效，使人心得到进一步凝聚，士气受到很大鼓舞，标志着同盟会革命党人向清廷正式宣战，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同盟会陕西分会对辛亥革命独树一帜的贡献。此后，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渭北各地积极活动，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建立秘密据点，联络会党、刀客和新军，革命运动很快发展起来了。辛亥举义靖国护法 1909年，留学归来的井勿幕、张赞元受孙中山等的指派，加紧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秋冬时节，张赞元与郭希仁、李仲特、景梅九、焦子静等人在西安丽泽馆召开秘密会议，共谋推翻满清王朝大举。 1910年4、5月间，井勿幕在泾阳柏氏花园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会议，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决定了推动同盟会会务的一系列重要事项，明确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任务。决定西安由郭希仁、张赞元、李桐轩、钱鼎（定三）等领导，主要任务是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力争尽快掌握新军，为西安起义取得成功创造条件[7]。张赞元与郭希仁、李桐轩等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同时依靠钱鼎（定三）等在新军中的影响，发展会员，掌握新军。 1911年初，按照同盟会"南响北应或北响南应"的思路，张赞元在北京在清廷的心脏，和同盟会党人利用春节前后各报停刊的间隙创办《岁华旬记》，完全由他出资，共出报10天。旋即，又相助同盟会会员、留日同学景梅九将其改为《国风日报》，政治影响颇大。他和北京的程家柽、杜仲伏等人积极为其筹钱，出主意，写文章，特别是建议将先前激烈的言论用"谐评"、"小说"、"韵语"、"吟坛"、"讽言"等栏目和题材巧妙地掩饰起来，战斗性却丝毫不减，从而使报纸在清朝廷统治区内长久存在下去，以待时日发挥更大作用[8]。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领导新军与哥老会在西安起义并迅速波及陕西四十余县，拉开了北方各省起义的序幕，动摇了清廷在北方的统治，有力地支持了南方的革命。张赞元与郭希仁、钱鼎（定三）等一起参加并负责了起义的组织工作[9]。中华民国成立后，张赞元看不惯旧老新贵争权夺利"皆以服官从政为可羞"，退居读书，研习碑帖，与郭希仁往来尤密[10]。袁世凯攫取大总统职务后，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强独裁统治。1915年10月，更悍然宣布于次年元旦废除民国纪元，改为洪宪元年。井勿幕与张赞元组织讨袁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1]。 1917年5月，陕督陈树藩加入北洋皖系"督军团"，公开投靠皖系军阀。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发动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18年1月，胡景翼等组建陕西靖国军，发表檄文，倒陈（树藩）伐段（祺瑞）。8月，应胡景翼等人邀请，于右任从上海回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9月18日，胡景翼在渭南被陈树藩所执，囚禁于西安。1919年初，张赞元等获悉井勿幕遇害的消息，由西安赶赴三原，参加陕西靖国军的工作[12]，任总司令于右任秘书。 1920年7月27日，依附皖系的陈树藩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于形势，释放胡景翼。8月，胡景翼回到三原，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刘允丞担任顾问，张赞元担任署秘书长[13]，他与总司令部参谋长彭仲翔、参谋兼工程营营长高季维最为默契，每事相济，共同尽职，于公甚得力焉。胡景翼和于右任合作，利用暂时的和平时机，实行开明政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赈济灾民，兴办水利，振兴渭北。张赞元运筹帷幄，贡献良多[14]。参议陕北襄治三秦二十年代中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张赞元应井勿幕之兄、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字崧生）先生邀请，聘为参议，作为井的高级代表负责内政、外联，处理相关事务，经常往来于西安、太原、北京、内蒙古等地，辅政井岳秀在军阀混战时期远离政治，保境安民，在陕北发展经济，舒缓民生，兴办教育[15]，共同在陕北打造了一方"世外桃源"。在辅政的同时，作为参议，张赞元也大胆斧正井部的一些不妥做法。1929年4月5日（清明节），井部在榆林城南门外三义庙内磔杀逃将张雨庵，将其割舌、剜眼、剥皮、剖腹挖出心肝、割肾、断足，手段极其残忍。张赞元非常气愤，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的干预下最后才将张雨庵尸体收拾掩埋[16]。 1932年，井岳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驻榆陆军第八十六师，张赞元仍被聘为参议[17]。 1930年11月，杨虎城主陕（1930年11月---1933年5月），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张赞元代表陕北出任陕西省政府委员，（主席亦是委员，委员民国时期的文官二等，由行政院会议议决，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省行政统一，实现省政府与陕北的联络协调，尽心竭力。同时，张赞元学问优长，文字功底深厚，兼任陕西通志馆《续修陕西通志稿》监修[18]，使得该书顺利完成，为后人了解研究陕西省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33年6月，邵力子主陕（1933年6月---1936年12月）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张赞元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省政府委员（1933.6.7-1937.2.26）[19]，他与邵力子主席本是留日同学，友情甚笃，协助邵力子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作为省政府要员，张赞元虽不知情，但他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尽力周旋，促使和平解决，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1937年3月，孙蔚如主陕（1937年3月-1938年7月）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4月，刚刚退任的张赞元被委任为省政府参议（参议任职资格均为在职或离职之荐任以上并有一定名望的官员）[20]。国难当头，张赞元焦心灼虑，日夜操劳，1939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三），终因积劳致疾，抑郁而终，享年57岁。 1940年夏初，葬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东韦村之东）其父张煦墓园。淡泊一生不合流俗张赞元出身名门，幼年失怙，十三岁丧父，在寡母亲章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在同父异母的长兄张体元的相助下，在父亲朋友的支持下，出国留学，从一个名宦显贵之后成为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兼济天下的胸怀，以不甘人后的精神，终其一生，艰巨不辞地追求着自己在祭黄帝陵文中提出的"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主张和"以纾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的政治理想，推翻满清黑暗统治，反对袁世凯复辟，靖国军护法，参议陕北，襄治三秦。终其一生，始终如一地践行者他在祭黄帝陵文中提出的"绝不自私利禄，绝不陷害同仁"的誓言。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和井勿幕、于右任、郭希仁、井岳秀、胡景翼、景梅九、张季鸾、高季维、高又明、杨虎城、张学良、邵力子等一大批志士仁人社会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高瘦的身躯和严肃的外表下，始终深藏着对革命对朋友的真心和诚心。"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视他为智囊，"一代贤达郭希仁"视他为密友，"报界宗师"张季鸾视他为"至友"[21]，井岳秀、邵力子视他为"贤内助"…… 张赞元秉承了父亲张煦的鯁直品性，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在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撰的《西北革命史征稿》陕西革命先烈《张赞元》传中，开宗明义指出，"赞元性耿介，不合流俗"，高度评价了张赞元先生特立独行，刚正不阿的品格。如民国成立，他看不惯新贵遗老争权夺利张牙舞爪而退居读书。军阀混战，他退避陕北休养生民打造一方世外桃源。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不忘叮嘱夫人为其穿上一身粗布衣，好让子孙知道永保本色。因而，在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星星点点，大多出现在记录他人的文献中，就是写他的传记也是简单而又简洁。张赞元侠肝义胆，为人豪爽，"又是同志中最富情感的人"（景梅九语）。他常常将自己的家财用于革命，资助同志，而自己却时不时穷困潦倒，借钱度日。他的家经常是同志活动的据点。1911年初，他出资和党人在北京创办《岁华旬记》，3月，又相助老同学景梅九将其扩版改为《国风日报》。他出主意写文章又筹钱。难怪景梅九后来说："若当日无翊初，即无旬记，无旬记，即无国风，无国风，我们革命必不能那样进行顺行，所以我对于维持国风的诸友永怀不忘，而对于助成旬记的翊初更有韩信遇漂母的感想。如今是我们千金报漂母的时候了……"[22]。张赞元幼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工于文章，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创性地尝试用小说反清，后来又被公推撰写著名的祭黄帝陵文，除了一些檄文、文告外，流传于今的还有受邀为同志彭季强撰写的《彭君季强墓志铭》[23]，作为名篇收录于《西北革命史征稿》。张赞元受家父熏陶，酷爱书法，长于汉隶。曾撰有《崧生师长像赞》，还受邀为由沈尹默撰文于右任书丹的《彭君仲翔墓志铭》题签，可见其书其人非同一般。在他身后多年土匪抢劫张家时，掠走的除了一台留声机，一尊千手观音像外，其余的是一卷又一卷，一箱又一箱的名人书画和他的作品。张赞元一生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右任先生，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语）的关学精神，孜孜以求，奋斗一生，淡泊名利，不合流俗。可以告慰的是他所期冀和追求的理想在今天正在变成现实，伟大的中华民族已走在复兴的大道上。注释 [1]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灵州志》，人物乡献志，第十四。 [2]陕西省图书馆藏：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宋联奎、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1934年印，卷六十五，名宦二，第112-113页。 [3]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66页。 [4]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出版，第204页。马启成文：《甘肃辛亥革命概略》。 [5]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67页。 [6]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48-452页。郭希仁(1881～1923)原名忠清，字时斋，又字思斋，后改字希仁，以字行世，陕西临潼人。受梁启超等影响，批评时政，主张"设法改良"。1909年冬，由陈会亭、景梅九介绍加入同盟会。 [7]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60-477页。 [8]景梅九：《罪案》，京津印书局1924年出版，第182-184页、第349页。 [9]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出版，第178页，第204页。 [10]同上。 [11]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出版，第178页，第204页。 [12]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咸阳市志》（第一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大事记（1919年）。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出版，第204页。 [13]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1949年出版，第150页，陕西靖国军总指挥署编制表（民国九年成立）。 [14]政协陕西省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泾阳文史资料》1988、4，政协陕西省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泾阳党史办《泾阳史话》编辑委员会1994年印，《高季维传略》。 [15]政协陕西省榆阳区委员会《榆阳文史》编委会：《榆阳文史》（第27辑），2007年9月出版，第1-86页。 [16]政协陕西省榆阳区委员会《榆阳文史》编委会：《榆阳文史》（第27辑），2007年9月出版，第55-56页。 [17]政协陕西省榆阳区委员会《榆阳文史》编委会：《榆阳文史》（第27辑），2007年9月出版，第1-86页。 [18]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1949年出版，第204页。杨虎城、邵力子督修：《续修陕西通志稿》，1934年出版，卷首，陕西通志馆职官姓名。 [19]陕西省编制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1927-194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5-41页。 [20]陕西省编制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1927-194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1-52页。 [21]张炽章：《归乡记》，1934年（原载1934年12月25日《国闻周报》）。 [22]景梅九：《罪案》，京津印书局1924年出版，第349页。 [23]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1949年出版，第51页。主要参考文献：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革命史征稿》（上、中、下），1949年出版。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包,1652-3、4、5、6号。《清史列传》,第59卷,第300-30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4册,150。《宫中朱批奏折》。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灵州志》及刑部尚书薛允升撰：《张公南浦墓志铭》。陕西省图书馆藏：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宋联奎、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224卷，1934年印；翁柽监修，宋联奎总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1936年印；马福祥主修，《朔方道志》，民国十五年（1926年）天津华泰印书馆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张岂之、史念海、郭琦主编：《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陕西省编制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1927-194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景梅九：《罪案》，京津印书局1924年出版。《夏声》，日本东京神田秀光社，1908年出版。《陕西靖国军纪事》，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崔月德：《陕北民国史》，第17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孙志亮、张应超著：《陕西辛亥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张民，男，1965年出生，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文学学士，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笔名雏明、济民。198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留校任教，讲师职称。1993年至今，从事税务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科长、分局局长。在《延河》、《西安晚报》、《女友》、《税收与社会》等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若干篇。系陕西辛亥革命志士张赞元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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