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铠

汪晴江（一八九三 —— 一九八二），字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出生于湖北武穴，兄妹八人，晴江行七，祖籍安徽休宁，是世代官宦、经商，耕读之家。据汪氏家谱记载，汪氏家族一世祖乃周文王二子 ，因出生时，左手掌有水纹，右手掌有王纹，周文王大喜，逐敕以汪为姓，郡望在安徽歙县，唐越国公汪华是本支汪氏十四世祖。至汪晴江时，家族谱系排序已是近百世了。汪晴江少时跟随在汉口经商的父亲在汉口上小学，学名本谦。弱冠赴沪就学，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和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及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诸同盟会先贤老师常对汪晴江等一干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宣传推翻满清、民族复兴的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汉发动首义的当天，消息就通过电报局传到了上海。汪晴江和同学们在章太炎、邵力子、于右任诸先生带领下，在上海新闻媒体聚集的望平街向民众派发宣传辛亥革命的报纸和传单。并互相用刀剪，除去代表作为大清帝国顺民标志的长辨子。

辛亥革命成功后，推翻了封建的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原清朝政府的大清银行就改制为“中国银行”。汪晴江即以祖业为资，投入中国银行，和张公权、梅兰芳、黄金荣、杜月笙等金融界领军人物及艺术大师和沪上闻人一道成为早期中国银行董事之一。民国初年，汪晴江即以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号召为已任，先后在上海中华捷运公司、中华运输公司供职，旋又到北京、天津、郑州等地，从事交通运输和棉纺织业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先生来到陕西，曾领衔在咸阳筹建中国机器打包公司，任经理，并兼咸阳纱厂副经理。先生在陕度过26个春秋，在军政界和工商经济界结识有众多相知友好。

汪晴江先生由于睿智、勤奋，在章太炎先生，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的推荐下，加入了由早期同盟会员，近代中国金融业奠基人之一，1930年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的钱新之（永铭）先生和1932年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延先生于1908年在大清户部注册30万两白银成立的买办洋商机构：中华捷运公司。此公司是专与俄、法、英、美、日、德等国家的机械、纺织业、洋商打交道的洋务公司，是近代最早成立的对外贸易和物流公司。当时的中华捷运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汪晴江先生以公司董事身份被派往北京分公司担任经理，主持北方业务。汪晴江先生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担任郑州商会委员，还曾救过军阀唐生智的命，其时还结识了闻名于世的阎锡山、孙殿英将军等。继而于1934年，经中国银行负责人好友张公权先生推荐，受中国银行和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派在陕西咸阳创建了一个西北最早、规模最大的近现代化棉纺工业：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将当时陕西经阳、三原、渭北生产的棉花统一收购经粗加工后打包供应给当时全国主要的棉纺大厂做纺织原料。

在1936年民国政府出版的经济年鉴中所列的民国时期全国八大棉纺织厂中，汪晴江主持的咸阳纱厂排名第六，排名第八的是荣德生先生和荣毅仁先生家族经营的申新纱厂。

抗战伊始，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促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时中共领导周恩来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专程由延安至西安参加会商调解。周恩来到西安的第二天就在西安饭庄与西安当地金融业、商业界、企业界头面人物会面。汪晴江受邀参加和与会者一道响应周恩来代表中共的号召为西安事变的最终完满解决，参与稳定西安市民的日常生活、生产保障、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中国盟友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要经新疆转运至内地，支援中国抗日战争，需在咸阳设置一个大中转总站。临时选择地址、建设库房都成难题，一时无着。汪晴江先生与曾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系亦师亦友，原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亦和汪晴江相熟，适国民政府第一军司令胡宗南将军刚到陕西咸阳驻军、司令部无处办公，经卫立煌将军介绍，胡宗南将军应汪晴江之邀，将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办公的一座二层砖木、混凝土结构的新式小洋楼以楼梯为界分开，各使一半，胡宗南将此处作为司令部驻地，和汪晴江结邻办公有年。经邵力子先生及胡宗南将军等要人从中斡旋，商定将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设在北塬上距市区十几里路的20余间窑洞库房腾出，作为苏联援华军火的转运总站仓库。这样便于保密，对外可佯称：大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是“从新疆运到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的羊毛原料”。能为抗战效力，义不容辞，汪晴江先生马上答应并派人将北塬上的窑洞仓库腾空移交给西安行营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部门管理。

1937年11月11日，第一批苏联援华抗战军火物资由苏联到了新疆，十几天后就作为“羊毛原料”经兰州转运到了咸阳。
当时对外都称运输苏联援华军火的车队为“羊毛车队”，清一色的美国道奇卡车，由中国战勤运输部队军人驾驶、苏联顾问押送，汪晴江称他们为“俄国人”。上百辆车辆组成的卡车内装有苏联援华的枪炮、弹药、坦克车、军用仪器，车上用帆布包盖的十分严密，车队到咸阳一般都在晚上，仓库附近由军警戒严，以保安全。

从1938年春起至1941年夏期间，每年的3月至10月，都有苏联援华的军火经由新疆运到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的库房。天长日久，消息逐渐走漏，日本人的奸细先是将咸阳打包厂听成“大炮厂”报告给日本军方，说咸阳打包厂是一个制造军火大炮的重要军事目标，该厂的仓库是苏联援华军火的中转总站，遂引来日本鬼子的飞机对汪晴江主持的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的几次轰炸，损失惨重，炸后维修之艰，几近重建。

自从西安事变中和中共领导人接触后，汪晴江就和中共的地下党负责人林伯渠、潘汉年诸领导相识，并安排了一名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担任咸阳纱厂的护厂队武术教练，（此中共地下党干部姓王，建国后曾在公安部任领导职务）。为支援抗战就将当时咸阳纱厂生产的32支纺纱，通过与胡宗南将军、卫立煌将军、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的关系疏通关节，运往陕北供应陕北红军。抗战中期，国民党政府对陕北实行经济封锁，严禁一切物资输入陕北、供应红军。为支持红军，支援抗日，汪晴江坚持为陕北供货。省会西安通往陕北的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关卡林立，但运货人只要说是汪先生的货，就会一概放行。小商贩知道汪晴江与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交好，不少日用产品也会经由贩棉纱的小商贩随代输往陕北供应共产党的十八集团军。通过国民党战区检查站有时就会被一些军警扣押运往陕北的棉布或其他商品，商人就都会说此是汪先生的货并请汪晴江去担保，为了厂里的利益和与商贩的业务关系，也为支援抗战，汪晴江先生曾亲自出面请时任咸阳专员的温良儒先生和胡宗南将军等要人具结担保了几次。

当时苏联援华军火队，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时还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没有国民党政府颁发出国护照的八路军和中共的领导人去苏联学习、治病、养伤和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及中共领导的儿女和烈士遗孤暗中运去苏联。这些由陕北或国内各战区来的中共人士就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下乘苏联援华军火车队从汪晴江主持的咸阳纱厂启程经兰州、新疆前往苏联。

其时陕西省的西安市是抗战时的后方重镇，汪晴江当时参加国民党的基层党部组织活动是国民党中央西京直属支部，支部成员全是像卫立煌、胡宗南、邵力子这些国民党中央系的军政要员。汪晴江每月都要和他们在党团活动曰“聚会”，聚会照例先是宣读总理遗嘱，然后就开始闲扯、聚餐，最后常以喝酒为主要内容，借此彼此联络增进感情和友谊、体现党政、军界和经济界人士的团结。至今汪晴江先生长女汪莹家中还藏有一幅当年悬挂在国民党中央西京直属支部会议室的苏州手工刺绣的国父孙中山遗像和遗嘱的珍贵绣像，弥足珍贵。

1949年，西安临解放前，汪晴江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召，携家眷前往重庆，国民政府命汪晴江负责将西北纺织企业迁往台湾，汪晴江先生和申新纱厂集团代表，荣宗敬的长女婿李国伟先生奉命去台湾前期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李国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去台湾后，在基隆看到：台湾一无棉花种植，二无电厂发电，根本无法办厂。汪晴江和李国伟相商后，决定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之将西北纺织企业迁台指令。汪晴江逐在重庆给刚刚解放的西安发密码电报，让当时的中国咸阳纱厂厂长傅道伸先生将工厂全部设备、原料、账目完好交给人民政府。（傅道伸先生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逐在1949年8月间派专人专车暗中赴渝将汪晴江先生一家人由当时尚未解放的重庆接回已解放的西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汪晴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央纺织部驻西北办事处第一副主任，西安纺织同业公会主任，他的任命书是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分别签署颁发，当时定为行政十五级。1956年因年迈多病，当时也无退休制度，逐自请退职。退职后应时任河北省副省长，（早年中共地下党干部）杨亦周老友之邀住天津养老。

晴江先生早年在我国交通事业萧疏状况下，大力创办交通水陆运输事业，为其时中外物资交流，繁荣经济，颇有贡献。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又成为首批参加开发大西北工业建设的工商界有识人士之一。晴江先生热心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曾担任20世纪30年代郑州第一私立小学校董，为该校的创建和发展颇有建树。

先生一生喜爱读书，涉猎甚广，尤好京剧艺术，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余叔岩、尚小云先生相交至深。善与各界人士相处，交游颇广。为人清廉，恪守信用，两袖清风，谦虚谨慎，且最重感情，常慷慨资助友好和落魄之人。治厂任人唯贤，从善纳言，曾礼聘国外留学归来的纺织业专家傅道伸先生任咸阳纱厂厂长。

晴江先生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建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国共合作，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常叹息在有生之年未能为民族及子孙后代多尽寸心。晴江先生七子二女全部毕业于高等院校，学有专长，新中国成立后多为各领域专业的优秀人才。后代四辈子女中，中共党员、民革党员、民进、民盟、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成员甚多。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亦不乏人。多位子孙担任了各级政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实赖汪晴江先生之家风敦厚，教育有方。

先生对国家所公布的简化字达到应用自如之境。他早年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国纺织学会会员。

晴江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元月七日晨五时四十五分，因患肺炎和脑血栓在天津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归葬于第二故乡西安凤栖山墓园。

1995年，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央机构组成的《烽火忆抗战》组委会，在出版的《烽火忆抗战》专著中，收录汪晴江先生有关参与抗战回忆文稿时在编者按语中如是评价：“汪晴江先生是民国时期旧中国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棉纺织业的开创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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